基于赫希曼“退出-呼吁”范式分析当代性别政治的学术报告

作者及发表信息 本文作者为 Rogers Brubaker，其所属机构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文章于2023年6月发表在学术期刊《Sociological Theory》（第41卷第2期，第154-174页）。

论文主题与核心论点 本文是一篇理论分析文章，旨在将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退出-呼吁-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分析范式，创造性地应用于理解当代性别政治的新阶段。作者的核心论点是：当前性别政治正经历一个“新分类”（neo-categorical）阶段，其特征是从挑战二元性别类别（男/女）的内部内容（如刻板印象、规范），转向挑战性别类别系统的结构（如增加非二元选项、允许类别转换）。在这一阶段，“退出”（Exit）——即个体离开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类别——已成为一种制度化和文化上日益被接受的选项。文章重点探讨了选择性退出（Selective Exit）可能产生的两个看似矛盾、具有稳定化效应的后果：1）削弱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集体性“呼吁”（Voice）；2）反而强化了二元性别类别与性别遵从（gender conformity）之间的刻板关联。因此，性别类别系统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可能在某些方面导致了性别类别内容的再稳定化（restabilization）。

主要观点详述

第一，性别政治的“新分类”阶段与“退出”的规范化。 文章指出，自世纪之交以来，性别政治进入新阶段。此前女权主义等运动的焦点在于重新定义“男人”和“女人”这两个二元类别的内容，使其更具包容性、减少约束。而新阶段的能量则转向改变性别类别系统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在二元类别之间或之外，精心构建并制度化一系列新类别（如非二元、性别酷儿、流性人等）；建立并常规化改变官方性别标记、统计身份和日常认同的程序与实践。这使得“退出”原指派类别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环境中成为可能。作者区分了三种形式的退出： 1. 官僚性退出（Bureaucratic exit）：通过法律程序改变出生证明、驾照、护照等官方文件上的性别标记。 2. 统计性退出（Statistical exit）：在调查问卷或表格中，当被问及性别认同时，选择非二元或其他非指派性别的选项。 3. 非正式退出（Informal exit）：在日常互动和思考中，个体质疑并脱离其原指派类别，认同新的性别类别。这种退出范围最广，尤其受到“身份义务”（identity imperative）——即个体有义务知晓并拥有一个（内在的、独立于身体的）性别身份——的文化驱动。 使用“退出”这一概念来分析抽象的性别类别（而非具体的组织），其理论价值在于：它突出了性别类别从“天定”到“可选”的转变如何改变了人们体验性别的方式；它将分析焦点从“加入”某个类别（如跨性别者的“过渡”）转向“离开”原类别这一过程本身；最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关注退出的选择性及其潜在的稳定化后果。

第二，选择性退出对“呼吁”的削弱与分流。 赫希曼的范式指出，当“退出”变得容易且具有选择性时，它可能与“呼吁”形成竞争关系，并削弱后者。Brubaker将这一逻辑应用于性别领域，提出了几个机制： 1. 替代效应：当退出成为合法且成本较低的选项时，对现有性别安排不满的个体，其能量可能从试图改变系统（呼吁）转向寻找个人出路（退出）。这可能导致不满的“私有化”。 2. 选择性效应：最有可能退出传统性别类别的人，很可能正是那些对传统性别规范最为批判、最具创新精神、也最有可能行使有效“呼吁”的人（例如，在“无退出”世界里，她们/他们可能成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或性别“创新者”）。她们的退出，如同一个“安全阀”，抽走了可能推动系统性变革的最活跃、最批判的声音。 3. “呼吁”形式的个体化与心理化：即使退出本身被视为一种“呼吁”（一种对性别秩序的创造性批判），它也往往是一种个体化的、关注“寻找自我声音”的形式，而非集体的政治行动。这代表着从以“女性”等集体范畴之名发言，转向在日益增多的类别中寻找一个适合个人的类别。 4. “呼吁”的区域化与分散化：退出导向的“呼吁”（如要求承认新类别、改变代词使用等）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区域”或环境（如高校、特定社群），而非扩散至整个社会场域。同时，呼吁的声音也分散在众多新兴的性别类别（非二元、性别酷儿等）中，这削弱了“女性”等传统类别作为协调和集体行动焦点范畴的能力。对于关注女性集体权益的 feminism 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发展。

第三，选择性退出对性别刻板印象的自我强化效应。 这是文章超越赫希曼原范式的重要拓展。作者提出了一个基于人口构成（compositional）的论点： 1. 退出的选择性假设：在当前性别类别去稳定化的背景下，最有可能退出其原指派性别类别（如“女性”或“男性”）的个体，正是那些在行为、外表或气质上最不符合该类别传统性别规范的人（即性别不遵从者）。他们因为感到“不适配”或受约束而离开。 2. 人口构成变化：这种基于性别不遵从的选择性退出，改变了留在原类别中的人群构成。留下的人，平均而言，将更符合该类别的传统性别规范。 3. 刻板印象的强化：这种构成变化会强化该类别的刻板印象。例如，如果更多“阳刚”的顺性别女性或非顺性别者离开“女性”类别，那么“女性”类别与“阴柔”特质的关联在统计上和认知上会变得更加紧密。这产生了一个悖论：个体为逃离刻板期望而退出，但其集体性的退出行为，却可能使这些刻板印象对于留在类别中的人而言变得更加牢固和具有约束力。 4. 自我持续的动态：这种过程可能自我持续：选择性退出使原类别对剩余的不那么遵从的成员吸引力下降，促使更多人考虑退出；同时，新类别的可见度和正常化，又降低了他人退出的心理和社会成本。这可能在特定局部环境（如支持性强的青年亚文化）中形成自我强化的动态。

文章的论证依据与支撑 本文是一篇理论建构文章，其论证主要基于逻辑推演、理论嫁接和对现有社会趋势的观察，而非报告一手实证数据。其支撑包括： 1. 理论框架：核心支撑是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忠诚”范式，作者将其从分析具体组织（企业、国家）巧妙地移植到分析抽象的社会类别（性别）。 2. 经验现象观察：作者引用了多项调查数据来表明“退出”现象的存在和模式，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2022年数据显示5%的美国30岁以下成年人认同为跨性别者或非二元者；美国大学健康协会（ACHA）2022年对大学生调查显示6.4%的人性别认同与出生性别不符，且出生性别为女性者的退出比例更高。这些数据虽零散，但指向了趋势。 3. 相关学术讨论：作者将自己的论点置于现有学术对话中，与不同观点进行对话。例如，他提及 Westbrook 和 Schilt（2013）关于二元性别系统“吸收”跨性别者的论点，以及 Lorber（2018， 2021）关于性别身份增殖并未削弱二元结构权力的观点，并指出自己的论点与之不同——他关注的是系统适应能力的削弱本身如何可能产生稳定化效应。 4. 逻辑机制推演：文章的主要力量在于清晰阐述了一系列社会机制（替代效应、选择性效应、构成效应、自我强化动态），这些机制逻辑上解释了“去稳定化”如何可能导致“再稳定化”。

文章的意义与价值 1. 理论创新价值：成功地将一个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组织社会学范式应用于性别研究这一新领域，为理解当代性别政治的复杂动态提供了新颖而有力的分析工具。它揭示了社会变革中常见的悖论和意外后果。 2. 深刻的洞察力：文章超越了当前关于跨性别权利和文化战争的简单二元争论，深入剖析了性别类别系统变革中内在的张力。它指出，旨在增加自由和承认多样性的分类学扩张，可能无意中通过“分类筛选”（categorical sifting and sorting）过程，使主流的二元类别变得更加同质化和刻板化。 3. 启发未来研究：文章明确指出了当前实证数据的局限（尤其是关于退出选择性及其体验的精细数据），其提出的机制和假设为未来的实证社会学研究规划了重要的议程。研究者可以据此设计研究，检验退出的选择性模式、考察“呼吁”形式的变化、分析类别人口构成与刻板印象感知之间的关联等。 4. 对实践与政治的启示：文章促使活动家、政策制定者和所有关注性别平等的人士反思：在推动承认多元性别身份的同时，如何避免削弱基于“女性”等范畴的集体政治力量？如何防止对性别不遵从的“外部化”和“区域化”反而巩固了主流的性别传统主义？它提醒我们，社会分类系统的变革会产生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时相互矛盾的效果。

总结 Rogers Brubaker 的这篇理论文章，通过引入赫希曼的“退出-呼吁”范式，对当代性别政治的“新分类”阶段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文章的核心贡献在于论证了：性别类别系统的结构性开放（允许并支持退出原类别），通过选择性退出这一机制，可能产生削弱集体政治声音和强化二元性别刻板印象的意外后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再稳定化了传统性别秩序的内容。这一分析超越了进步 vs. 保守的简单叙事，揭示了社会变迁进程中目标与结果之间复杂而悖论的关系，为理解二十一世纪性别领域的深刻变革提供了关键性的社会学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