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名为“解读不礼貌与过度礼貌：对口译员认知努力、应对策略及其效果的调查”，由Xia Xiang、Binghan Zheng和Dezheng Feng合作完成。作者单位分别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文系。该研究于2020年发表在《Journal of Pragmatics》第169卷。
此项研究的学术背景植根于语用学与口译研究的交叉领域。在语用学中，礼貌现象（politeness）及其相关的面子理论是长期的研究核心，但传统研究多将礼貌视为静态、预设的概念，并主要在单语情境中探讨。近年来，跨文化研究表明礼貌是一种在互动中动态建构、协商的关系性现象。另一方面，口译研究领域长期关注译员的角色，从早期伦理规范中主张的“隐形翻译机器”，逐渐转向承认译员作为“共同构建者”、“文化调解人”的主动性。然而，专门针对口译活动中礼貌处理的研究相对匮乏，且多为基于会话分析的个案研究，难以系统揭示译员在处理礼貌相关话语时，如何在忠实翻译与非翻译性干预之间进行权衡，以及他们参与互动共建的认知过程。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空白，具体研究目标包括：第一，探讨不礼貌（impoliteness）和过度礼貌（over-politeness）话语的处理是否需要译员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第二，分析专业译员和学生译员分别采用何种策略来应对这些话语；第三，评估这些应对策略产生的效果。研究焦点选择联络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因为这种模式最能体现参与者互动的动态性。研究者希望通过整合过程（认知努力）与产品（应对策略）导向的分析方法，并结合译员的回溯性报告，深入理解译员在跨文化交际事件中如何处理礼貌问题，并最终将研究发现与译员的语用能力，特别是跨文化语用能力（intercultural pragmatic competence）联系起来，强调语用能力应成为译员技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的工作流程包含多个严谨步骤，涉及研究对象招募、实验材料设计、关键话语识别、实验执行以及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招募了12名专业译员（简称“专业组”）和13名学生译员（简称“学生组”）。专业组为活跃在中国长三角地区的自由职业译员，平均年龄36.18岁，均接受过至少三年专业训练，拥有八年以上商务口译经验及超过60次有偿联络口译服务经历。学生组来自中国某大学翻译专业三年级本科生，平均年龄21.73岁。所有受试者母语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实验前所有受试者签署同意书，实验后获得报酬。基于任务后报告，研究者剔除了3份样本（1名专业译员和1名学生因事先接触过类似材料，另1名学生因语言能力不足未完成任务），最终有效样本为22人（专业组P1-P11，学生组S1-S11）。本研究获得了相关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其次，在实验材料方面，研究者设计了两个商务角色扮演场景，要求所有受试者依次进行双向联络口译。第一个场景是关于订单折扣的初步谈判，第二个场景是达成交易后的告别谈话，其中涉及对中国画作的赠予与推辞。场景改编自《口译亚洲，口译欧洲》中的口译样本，以确保其中包含不礼貌和过度礼貌话语。对话采用脚本进行（允许根据译员表现做微调），以保证每位受试者面对相同的源语材料。脚本总计包含146个汉字（13个话轮）和138个英文单词（12个话轮）。
第三，关键话语的识别是本研究的核心环节。研究者首先识别出所有可能违背听话者期望、面子敏感性及双方互动需求的言语行为。接着，综合考虑“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因素（如Gu， 1990； Spencer-Oatey & Xing， 2000），决定仅关注威胁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的话语，例如潜在侮辱或拒绝馈赠；而将反复提供、催促接受和夸张客套等归类为“过度礼貌”。最终识别出11个目标话语。为确保客观，研究邀请了10位汉英双语语言学家组成评判小组，使用1-9分的李克特量表（1为极度不礼貌，9为极度过度礼貌）对这些话语进行评分。评分结果验证了研究者的分类：6个话语被判定为过度礼貌（均为中文，平均分7.82），5个话语被判定为不礼貌（2个中文，3个英文，平均分2.22）。
第四，实验程序严格按照设定执行：1) 向受试者介绍角色扮演的对话双方（由一位中文母语和一位英文母语的英语讲师扮演），并简要说明任务；2) 受试者随着对话发展，依次为双方进行口译；3) 口译任务结束后，考官对受试者进行一对一访谈，要求其回溯报告处理不礼貌和过度礼貌话语时的思考过程。每个受试者的整个实验过程约10分钟（口译约6分钟，回溯约4分钟），全程录音并转写。
第五，数据处理与分析分为两部分：认知努力测量和应对策略及效果分析。 在认知努力测量方面，研究者采用处理时间作为认知努力的指标。具体测量方法考虑了耳口差（ear-voice span），将译员在产出目标语前的停顿时间与产出目标语本身的时间都计入处理时间。研究者将所有录音导入Audacity 2.0.3软件，通过声波图精确定位每个不礼貌/过度礼貌话语的处理起止点，计算处理每个单词所需的时间。例如，对于某句英文不礼貌话语，测量从上一句译语结束到本句译语结束的总时间，再除以译语单词数，得到单位单词处理时间。研究通过配对t检验，分别比较了处理不礼貌/过度礼貌话语与处理整篇文本（同方向）的单位单词处理时间，以及专业组和学生组之间的差异。 在应对策略及效果分析方面，研究是产品导向的。研究者首先排除了5个不完整的口译产出。然后，将剩余的237个不礼貌/过度礼貌话语实例（学生组117个，专业组120个）与源语文本逐一比对，检查其贴近或偏离程度，并以此为基础对应对策略进行分类。分类时特意使用了“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而非“口译策略”，以强调受试者可能超越单纯翻译，承担协调面子工作的任务。策略主要分为词汇策略（如礼貌标记语、词汇模糊语、回避敏感词、词义由负转正）和句法策略（如疑问句式、条件从句、情态动词、认知模糊语、采用目标文化惯用问候语等）。此外，研究者还专门分析了“省略”（omission）策略，并根据Napier的分类，结合回溯报告，将省略分为有意识的策略性省略、有意识的意图性省略（因词汇或对等语缺失）、有意识的非意图性省略（因记忆失误）和无意识省略（未注意到）。最后，为了评估策略效果，研究者再次邀请之前的评判小组，使用相同的1-9分量表对237个译语产出进行评分。将每个译语的评分与源语评分进行比较：若分数升高，则标记为“加重”（aggravating）；若分数降低，则标记为“缓和”（mitigating）；若不变，则为“保留”（retaining）；若超过半数评委认为其未能实现源语交际目的，则标记为“偏离”（deviating）。所有策略的效果均按此标准进行评估。
研究的主要结果在多方面揭示了专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在处理不礼貌和过度礼貌话语时的显著差异。
关于认知努力，总体数据显示，在汉译英方向，译员处理不礼貌/过度礼貌话语的单位单词处理时间显著长于处理整篇文本的时间，表明这些话语引发了更复杂的认知活动；但在英译汉方向，差异不显著。分组细看发现：1) 在汉译英时，学生组的处理速度明显受拖累（不礼貌/过度礼貌话语0.62秒/词 vs. 全文0.48秒/词），而专业组几乎未受影响（0.46秒/词 vs. 0.45秒/词）。学生组的回溯报告也证实了他们在将中文微妙语气转换为英文时感到困难。专业组处理速度显著快于学生组。2) 在英译汉时，学生组处理不礼貌/过度礼貌话语反而比处理全文更快（0.54秒/词 vs. 0.59秒/词）；而专业组则相反，处理这些话语更慢（0.54秒/词 vs. 全文0.46秒/词）。虽然两组在处理这些话语时的绝对速度相同，但考虑到专业组处理全文的速度原本就快得多，这表明他们在处理这些英语不礼貌话语时，经历了困难的选择。其回溯报告显示，他们需要权衡这些表达在目标语中的可接受度，并考虑如何使其更易被接受。这些结果表明，学生更关注语言层面，因此汉译英时挑战更大；而专业译员对礼貌的潜在语用效果更敏感，并自发承担起协调互动的责任。此外，专业组似乎更在意其中方雇主的面子。研究还发现，省略策略被频繁使用（学生组22.1%，专业组30.5%），专业组使用次数略多，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关于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两组译员都意识到礼貌相关问题，并采用了积极的干预策略。学生组仅有28.1%的解决方案是字面翻译，专业组此比例更低，仅为7.2%。这表明译员（尤其是专业译员）对交际双方及自身的面子需求敏感，时常切换至协调者角色。两组差异显著：专业组使用的字面翻译策略显著少于学生组，而使用的句法应对策略则显著多于学生组。在词汇应对策略的使用数量上，专业组也多于学生组，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总体而言，专业组更大胆，更不受句子结构束缚。从最常用的五种策略来看，除了对词汇模糊语和词汇弱化语的偏好两者共通外，专业组高频使用的策略（如礼貌标记语、认知模糊语、采用目标文化惯用问候语）学生组几乎不用；反之，学生组在面子威胁色彩较浓时使用的“词义由负转正”策略，专业组也极少使用。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专业组在处理某些反复催促或拒绝的场景时，会使用“疏离”（distancing）策略（如加入“但他坚持说…”），明确表示自己对可能威胁面子的话语不负责任，显示出对自身面子的更多关注。
关于策略效果，绝大多数应对策略（学生组75.9%-76.3%，专业组92.3%-96.1%）成功缓和了话语中隐含的面子威胁力，专业组的成功率更高。学生组产生的“偏离”和“加重”效果更多，通常源于未能找到准确对等语或未注意到细微差别。而专业组仅有的几例“加重”效果均出自同一位译员（P2），被评委认为是刻意为之，他试图解释文化差异，但使用的祈使句和未经请求的建议本身可能威胁到中方商人的正面面子。
本研究得出结论：首先，不礼貌和过度礼貌话语确实减慢了译员的处理速度，表明处理它们需要更多认知努力。专业译员的减慢主要体现在英译汉中，源于对中方雇主面子的关切；学生译员的减慢则主要体现在汉译英中，源于英语语言能力的不足。其次，两组译员都采用了超越字面翻译的多种应对策略。与学生相比，专业译员使用策略更自如、更有意识，尤其是句法策略和省略。第三，译员（特别是专业译员）采用的应对策略大多产生了积极效果，成功缓和了面子威胁语气。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应用意义在于：第一，它挑战了静态、预设的礼貌观念，为从跨语言和跨文化视角动态地、共同构建地看待礼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第二，通过将“跨文化语用能力”概念引入口译研究，本研究凸显了译员兼具翻译与协调双重角色的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专业译员因其更高的跨文化语用能力，能更有效地平衡翻译伦理与社会礼貌规范，在最小化自身处理努力的同时实现更佳的交际效果。这对口译教学具有重要启示：必须将语用意识的培养和跨文化语用能力的提升作为译员技能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满足用户期望，推动联络口译的专业化发展。
本研究的亮点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它成功地将语用学理论与实证口译研究相结合，采用了过程（认知处理时间）与产品（应对策略及效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辅以回溯性数据，形成了三角验证，提供了更全面、深入的洞察。第二，研究对象的对比性。首次在同一实证研究中系统比较了经验丰富的专业译员和翻译专业学生，清晰地揭示了经验与能力发展对处理礼貌问题的影响。第三，研究发现的实践意义。详细分类并分析了译员在面对面子威胁话语时使用的具体应对策略及其效果，特别是对“省略”策略的精细化分类（基于Napier的理论并结合回溯报告），以及对“疏离”等微妙策略的捕捉，为理解译员的角色定位和决策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第四，理论贡献。将礼貌研究置于口译这一动态的、多语的、跨文化的实际交际场景中，有力地支持了礼貌作为互动性、关系性建构的理论观点，并为口译研究中关于译员角色的讨论提供了来自语用学视角的坚实支撑。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处理时间作为认知负荷的单一指标可能不够充分，以及分析的礼貌相关话语样本数量有限。但这些都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即需要更大规模的、结合更多元数据（如眼动追踪、脑电）的验证性研究，以进一步推动语用学与口译研究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