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一篇理论探讨性的学术论文，由Marie-Catherine Petersmann（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学院公法与治理系博士后研究员）撰写，发表于2021年12月的《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第12卷特刊。论文题为”response-abilities of care in more-than-human worlds”，旨在重构国际环境法中”责任”与”保护”的学说框架，基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理论提出”响应-能力（response-abilities）”和”关怀（care）”的新范式。

核心论点一：人类世（Anthropocene）需要突破现代主义认识论 论文批判性地审视”人类世”概念本身存在的争议：一方面承认人类活动已成为改变地球生态的地质力量（如气候变化和COVID-19疫情中CO₂与SARS-CoV-2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警惕这个概念可能掩盖殖民历史和结构性暴力。作者采用复数形式的”anthropocene/s”概念，既承认全球性行星状态（planetary condition），又强调不同群体体验和参与”超人类世界（more-than-human worlds）”的多元方式。这一认识论转向受到Donna Haraway的”共生生成（sympoiesis）”理论和Karen Barad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启发，主张人类与非人类（nonhumans）在”纠缠式存在（entangled becoming）”中共同构成世界。

核心论点二：国际环境法责任体系的局限性 现行国际环境法中的国家责任（state responsibility）制度存在三重困境：(1) 空间维度上受制于领土管辖权（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和主权边界，难以应对跨边界环境损害；(2) 时间维度上遵循线性因果逻辑，无法处理具有长期潜伏期的环境危害（如化学武器倾倒后的海洋污染）；(3) 主体维度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即便最进步的”自然权利（rights to nature）”理论仍将非人类实体客体化。作者对比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RC）”原则与Haraway提出的”响应-能力”概念，指出后者更关注差异化的响应能力（differentiated ability）和持续展开的”进行性（ongoingness）”责任。

核心论点三：从”保护”到”关怀”的范式转换 通过借鉴María Puig de la Bellacasa的”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论文批判国际环境法传统保护范式的三大缺陷：(1) 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确立的”人类环境（human environment）”框架始终将自然工具化；(2) 保护措施依赖可预测的因果关系链；(3) 管理主义（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思维延续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幻想。作者提出”超人类世界的关怀实践”应具备四个特征：① 承认非人类行动者（如病毒、二氧化碳）的能动性（agency）；② 接受认知的不确定性，反对预先设定保护对象；③ 建立超越感官经验的”推测性关怀（speculative care）”；④ 关注被排除在现行法律体系外的存在形式（如土著世界观中的”地方-思想（place-thought）”）。

核心论点四：法律本体论的重构路径 论文综合三种理论资源构建替代性框架：(1) Lynn Margulis的”共生生命观（symbiotic view of life）”揭示所有生命都是”全息体（holobionts）”；(2) Barad的”内在作用（intra-action）”理论解构主体/客体二分法，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在相互作用中彼此生成；(3) 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和土著认识论提供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批判视角。这些理论共同指向一个法律需要回应的核心矛盾：如何在承认非人类能动性的同时，不推卸人类对历史性环境不公正的责任。

学术价值与创新性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1) 方法论上，首次将新物质主义哲学系统引入国际环境法研究，发展出”衍射分析法（diffractive methodology）”来解构法律概念；(2) 认识论上，提出”响应-能力”作为连接伦理、政治与法律的核心范畴，超越传统责任理论的二元对立；(3) 实践层面，为气候诉讼、深海采矿规制等前沿问题提供批判性分析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保持对理论局限性的反思，尤其警惕后人类主义可能淡化种族主义环境殖民（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的风险。

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它既解构了国际环境法的现代性根基，又积极建构替代性法律想象。通过将德殖民批判（decolonial critique）、后人类哲学与实证法律分析相融合，为 Anthropocene/s 时代的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亟需的理论革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