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属于类型b：科学论文，但非单一原创研究报告，而是一篇提出分类框架与方法论探讨的理论性论文。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文作者为Susanne Kopf，任职于奥地利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WU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语言与商业话语研究所。论文发表于期刊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批评话语研究》）2026年第23卷第2期，页码215至232，并于2025年2月13日在线首发。文章为开放获取，采用CC BY-NC-ND 4.0许可协议。

论文主题

本文旨在梳理社交媒体批评话语研究（social media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SM-CDS）的发展脉络，并提出一个包含四种路径的分类框架，用于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系统性地研究社交媒体。作者指出，现有研究过度集中于将社交媒体作为语料来源，而忽视了社交媒体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多元维度，因此有必要拓展研究视野，构建更为全面的研究议程。

主要观点一：数字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研究可以兼容交叉，形成社交媒体批评话语研究

文章首先厘清数字话语分析（digital discourse analysis, DDA）与批评话语研究（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CDS）的关系。数字话语分析的前身为计算机中介话语分析（computer-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 CMDA），由Susan Herring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奠定基础。Herring将计算机中介话语定义为“人类通过联网计算机传递信息进行互动时产生的交流”，并强调CMDA的核心在于对言语互动日志的分析，涵盖从微观语言学到宏观社会层面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多模态意义建构资源的增加，Herring主张扩展CMDA的研究议程，将多模态性视为数字话语的关键特征。

批评话语研究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系统功能语言学启发，批判语言学家指出不同语言选择反映世界的不同方式，并可能具有意识形态动因。Fairclough、Wodak和van Dijk等学者探索了社会秩序、意识形态、权力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CDS的共同原则包括：多学科与多方法取向、问题导向、关注语言使用中的隐性权力关系、以及强调语境化的重要性。CDS认为话语与社会实践处于辩证关系之中：话语既表征世界，又作用于世界。

两个领域的交叉点在于对数字话语的批判性考察。Herring指出，话语参与者的选择不仅基于语言考量，还受制于并反映更广泛的社会环境，这为CDS的介入提供了理论接口。当研究目标是通过分析数字话语揭示社会现象时，DDA与CDS便可兼容。社交媒体批评话语研究正是这一交叉领域中专门针对社交媒体部门的分支，由Khosravinik于2018年正式确立。

主要观点二：社交媒体批评话语研究强调语境化、多模态性与平台提供者角色的重要性

Khosravinik将社交媒体定义为允许用户“共同生产与编纂内容、同时或分别进行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并访问和回应机构性或用户生成内容”的空间。这一定义涵盖Facebook、Instagram等传统社交网络服务，也包括YouTube甚至维基百科等内容生产导向的平台。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传播权力从少数向多数的再分配，传统自上而下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被打破，用户成为“产消者”（prosumers），既生产又消费内容。

在这一背景下，SM-CDS强调三个核心要素。第一，社会政治与媒体语境的广泛语境化不可或缺。研究者需考察社交媒体服务及其用户如何嵌入地方与全球语境。第二，平台提供者的角色应受到充分关注。提供者设定网站架构、设计可供性（affordances），并决定内容的呈现方式。尤其对于营利性平台，批判研究应当揭示其如何利用用户的免费劳动获取利润，而非真正实现全球民主化。第三，多模态意义建构的增加要求研究者超越纯文本分析，关注图像、视频等符号资源的综合运用。

主要观点三：批评性社交媒体研究应包含四种路径，但现有研究集中于前两种

作者提出的分类框架包含四种路径。第一条路径为“将社交媒体作为话语分析的数据存储库”（social media as data repositories）。此类研究从社交媒体抓取语料，考察不同背景人群如何应对特定议题。其优势在于：社交媒体用户来自各阶层，可呈现多元甚至与主流话语对立的声音；不受国界限制；允许准实时反应；支持历时追踪。已有研究涵盖商业话语、事件表征、身份协商等主题。然而，这类研究通常仅根据具体议题需要选择性地考察语境因素，对平台商业逻辑、算法推送等深层要素关注不足。

第二条路径为“对社交媒体进行话语分析的语境化与理论化”（discourse-analytical contextualisation and theorisation of social media）。Khosravinik警示，仅关注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而忽视参与式网络如何改变话语动态、内容质量与话语参与结构是不够的。该路径要求对特定服务的技术话语设计（technodiscursive design）进行个案考察，包括可供性、内容审核策略、全球用户人口统计等，并将这些语境信息理论化，探讨其社会功能与影响。例如，研究可考察特定服务是否更可能催生跨国公共领域，或是否特别适合民粹主义政治家的传播策略。这一路径的必要性在于：语境因素可能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影响数据；分析若要有社会相关性，必须考察谁的声音被排除；只有了解平台的社会政治语境，才能评估研究发现的社会意义。

第三条路径为“分析社交媒体提供者产生的话语”（discourse produced by social media providers）。Unger已指出提供者至少应作为语境的一部分被描述，但作者主张将提供者置于研究中心。提供者提供大量可分析的话语材料，包括内容政策、公司使命声明、发言人公开演讲等。分析这些话语有三重价值：其一，可洞察有全球影响力的强大机构与个人的价值体系；其二，可揭示特定时期何为可说的、何为可接受的，因为提供者必须精心设计话语以争取公众合法性；其三，可了解平台如何通过算法等方式策划数据、隐藏或凸显特定内容。不过，作者也提醒不应将提供者的公开声明视为事实，因为他们没有义务披露运营全貌。

第四条路径为“分析关于社交媒体的话语”（discourse(s) about social media）。这是目前最缺乏研究的领域，仅有Ilbury（2022）等少数例外。该路径考察人们如何理解社交媒体——无论是活跃用户、内容创作者还是非用户——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其价值在于：社交媒体已成为生活世界（Lebenswelt）中无处不在的组成部分，理解人们如何与之协商至关重要；分析此类话语可揭示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交媒体的期望、批评意识以及对虚假信息泛滥等问题的认知程度。

论文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文章首次以可视化方式整合数字话语分析、批评话语研究与社交媒体批评话语研究三者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概念地图。在方法论层面，四种路径的分类框架为过去与未来的批评性社交媒体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参照标准，有助于研究者定位自身工作的位置并识别盲区。

文章的实践价值在于推动社交媒体研究从“内容中心”向“生态中心”的范式拓展。作者指出，虽然将社交媒体作为数据源的路径（路径一）和语境化理论化路径（路径二）已获得一定关注，但提供者话语分析（路径三）与关于社交媒体的话语分析（路径四）仍严重滞后。填补这一空白不仅能更全面地理解特定社交媒体服务或整体传播范式，而且四种路径的结合具有协同效应：例如，分析用户对服务功能期望的话语可增强对平台社会功能的理论探索，进而对照提供者话语与平台上的实际话语行为，形成多层互证的完整研究闭环。

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将社交媒体提供者从“背景”提升为“前景”，赋予其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地位；其二，明确提出“关于社交媒体的话语”这一被长期忽视的研究维度；其三，以认识论价值为标准论证每种路径的必要性，而非仅罗列方法差异。这些主张为批评话语研究在数字时代的拓展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理论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