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作者为清华大学的陈松松和北京大学的徐建华，论文发表于*public administration*期刊，于2026年在线发表。该研究属于公共管理与环境治理的交叉领域，聚焦于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在公众感知层面的态度与行为后果，旨在探讨公众感知到的监管俘获如何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以及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尽管监管俘获在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中已有较多研究，但既有文献主要关注其成因、机制与物质性后果，对其在公众态度和行为层面的广泛影响仍缺乏实证探讨。该研究由此切入，试图揭示监管俘获感知与政府信任、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联，并区分物质俘获（material capture）与信息俘获（information capture）的不同作用路径。

在理论与假设层面，研究首先将监管俘获区分为物质俘获和认知俘获（cognitive capture）。物质俘获指监管者因私人利益交换而放松监管，信息俘获则属于认知俘获中基于信息操纵的维度。研究者假设公众感知到的物质俘获和信息俘获均会降低其对政府的信任，且物质俘获对信任的侵蚀强于信息俘获；同时，基于中国“央强地弱”的信任格局，假设监管俘获感知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负向关联强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在行为层面，研究进一步假设监管俘获感知会通过政府信任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并且这种关联在非行动主义公共领域行为（non-activist public-spher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和私人领域行为（private-spher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之间存在差异。

在数据与测量方面，研究者通过中国在线调查平台Credamo，于2024年8月至12月在浙江、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和陕西六省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基于2020年人口普查年龄和性别分布的配额抽样，最终获得1927份有效问卷。样本偏年轻、高学历、未婚和女性，这符合在线调查的常见特征。自变量为公众感知的监管俘获程度，通过环境领域四个情景的7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其中三个情景用于测量物质俘获感知，包括贿赂情景、经济发展情景和关系情景；一个情景用于测量信息俘获感知，反映监管者因信息受限而无法发现或处理违法行为。因变量包括公众对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信任，以及过去五年中七项亲环境行为的频率。控制变量涵盖环境价值观、感知的政府环境绩效、公共价值重要性感知、环境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集体效能感、政治效能感以及社会人口学特征。

在数据分析流程上，研究首先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的OLS回归分析监管俘获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并通过系数比较检验考察俘获机制和行政层级之间的差异。其次，采用基于自助法（bootstrap）置信区间的中介分析检验监管俘获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与间接关联。此外，研究还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包括替代测量、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残差正态性与异方差性检验，以及省级固定效应和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首先显示，感知到的物质俘获和信息俘获均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呈显著负相关。物质俘获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0.154，对中央政府信任为−0.087；信息俘获对地方政府信任为−0.105，对中央政府信任为−0.064。系数比较检验表明，物质俘获与信息俘获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关联差异显著，但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差异不显著；物质俘获的央地信任差异更稳健，信息俘获的央地差异仅在单独模型中出现。在行为层面，物质俘获和信息俘获均与非行动主义公共领域亲环境行为呈显著负向直接关联，标准化系数范围分别为−0.066至−0.082和−0.036至−0.047；而私人领域行为的直接关联并不一致。间接关联主要通过地方政府信任路径成立，中央政府信任路径不一致，部分公共领域模型甚至出现正向间接关联。跨行为领域的差异在部分直接关联中显著，尤其在信息俘获模型中更为明显，但在间接关联和总关联中并不一致。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监管俘获感知与政府信任的负向关联具有重要的态度意义，且这种关联在地方层面更突出，说明地方监管的廉洁与能力对合法性至关重要。对于行为结果，研究发现监管俘获感知与非行动主义公共领域行为的直接关联更强，表明需要公众参与或制度接触的行为对监管环境的评价更为敏感。私人领域行为更多受个人价值观、习惯和自我效能感驱动，对监管俘获感知的敏感性较低。此外，地方政府信任在监管俘获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扮演了相对更重要的中介角色，而中央政府信任的作用不稳定。研究还强调，物质俘获与信息俘获并非可互换的概念，但两者的差异不宜被夸大，尤其是信息俘获仅以单一情景测量，限制了构念广度。

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感知到的监管俘获与政府信任及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化关联，这种关联因俘获机制、信任层级和行为领域而异。研究将监管俘获的分析扩展至感知层面的态度与行为后果，拓展了监管治理、政府信任和亲环境行为研究。其突出贡献在于识别了感知监管俘获这一被忽视的制度性因素，并区分了物质俘获与信息俘获的不同后果。在方法上，研究以情景测量公众感知的监管俘获，具有一定创新性，尽管信息俘获的单一情景测量是明显局限。此外，横截面设计只能提供关联性证据，无法确立因果方向，且样本代表性和测量维度均有不足。未来研究应采用更适合因果推断的设计，探索心理机制和跨政策领域、跨治理情境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