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发表于*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期刊2024年第40卷的学术文章，题为“Geopolitics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作者Andrew Hurrell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 UK）。文章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聚焦于现代全球国际社会（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特征与动力的长期性变迁。本文将遵循类型b的要求，对其核心观点进行详细阐述。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理解当今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出路，必须超越对具体制度或“全球自由主义秩序”（global liberal order）兴衰的狭隘讨论，转而深入审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国际政治体系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独特逻辑和动力（如权力竞争、地位追求、安全困境）的独立领域对经济关系的塑造作用，即“地缘政治的回归”；二是国际社会成员构成的深刻变化，即权力与能动性（agency）的扩散以及对西方主导地位的普遍反抗，这一进程远比中国的崛起更为广泛和深远。基于此，文章对未来可能的路径进行了探讨，主张将关注点从技术性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方案重新转回对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基础——即那些“初级”或“基础性制度”（primary or foundational institutions）——的维护与管理上。

主要观点一：地缘政治的回归与现代国际体系的独特逻辑 文章第一部分着力解构“地缘政治回归”的含义。作者指出，将政治经济学之“政治”维度理解为权力是正确的，但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利用经济工具服务于权力政治目标，更关键的是要认识到国际政治体系本身是一个需要依据其自身独特逻辑和动力学来理解的独立领域。这种观点并非基于人性固有的权力欲或某种永恒的政治逻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现象——一个约在19世纪成形、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真正实现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体系。在这个全球体系中，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对权力、地位、承认（recognition）和怨恨的竞争，催生了合理的恐惧情绪以及更具危险性的相对位置博弈。 作者强调，这种国际政治逻辑为国际合作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案设定了不可避免的界限。它意味着秩序（order）并非等同于共识或冲突的压制，而是关于冲突得以发生的规则与谅解——即在多大程度上能在不发生直接暴力的前提下达成行为参数的共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在重大冲突持续的同时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这一观点挑战了后冷战时期将国际关系简化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的集体行动问题的流行思维，重申了权力、价值冲突以及国际政治秩序作为全球治理基础结构的根本重要性。

主要观点二：从“国际”到“全球”：权力扩散与对西方主导的反抗 第二部分，作者将视角从“现代国际”转向“现代全球”。其核心论点是：如今参与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我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权力扩散和对西方主导的反抗范围远不止于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根植于历史深处的进程，表现为有效政治能动性的扩散，以及更多样化的国家、社会群体和社会有能力要求文化承认，并要求改变国际社会的法律与规范结构。 作者通过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观点：首先，全球国际社会的多样性急剧增加，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能动性、混合性以及相互建构的过程被重新认识，导致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因地区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其次，冷战后美国及其盟友作为“修正主义”力量，试图按照自身意愿重塑全球规范（如新干预主义、反恐战争中对国际法的挑战），其权力优势与宏大叙事反而激起了关于虚伪、双重标准和选择性适用的广泛批评。再次，所谓“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历史并非简单的西方创造与扩散，其中许多核心特征（如自决权、种族平等、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恰恰是在非西方世界的去殖民化斗争和冷战冲突中生成与塑造的。最后，这种复杂性使得构建一个清晰的“民主vs专制”阵营来对抗“非自由主义威权”的设想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适得其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对自主性的渴望、对“全球自由主义秩序”失败的不满以及对后西方世界的认知，不愿简单地追随美欧领导。

主要观点三：未来路径：秩序优先于治理，及两者交汇的管控点 在第三部分，作者探讨了未来可能的路径，并提出四个论点。 第一，霸权再主张的不可行性。作者明确反驳了围绕恢复西方（尤其是美国）霸权来重建全球经济治理的可能性。文章指出，单极时代已经终结，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不复返。尽管霸权预设仍深植于一些论述中（如认为俄罗斯或中国可以被“击败”，或G7仍能代表“国际社会”），但权力扩散和多极化已是现实，回归单一轴心等级体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秩序优先于治理。面对大国冲突、全球经济动荡和应对行星级挑战的制度失效，作者主张需要重新关注那些更为根本或初级的制度，所有更精细的全球治理形式都依赖于这些基础。这包括对均势（balance of power）作为一种有意维持的、拥有共享规范与理解的制度的培育，以及对国际法作为一种提供稳定框架、共同话语和形式平等规则的维护。文章认为，这种古典的多元共存秩序思路，比后冷战时期那种日益复杂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架构，在当前环境下更为紧迫。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的终结，而是可能开启一种更强调权力平衡、主权保护、自决权和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解。 第三，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交汇点管理。文章指出，试图像二十世纪那样将地缘政治与治理完全分离在不同轨道已不现实，原因在于中美竞争发生在深度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技术官僚治理的合法性流失、以及应对行星挑战仍需深度的跨国制度化。因此，必须识别和管理两者交汇的关键制度“掐点”（pinch-points）。作者列举了四个例子： 1. 制裁：制裁及类似措施的极大扩展，已成为经济交易政治化的主要特征。其影响远超单个案例，涉及对中立传统概念、敌方资产扣押以及对金融中心广泛信任的冲击。 2. 与安全相关的贸易措施：在GATT历史上边缘化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如今面临严峻挑战。贸易体系需要更精确地界定安全相关贸易（和投资）措施的含义，应对两用技术（dual-use technologies）难题，并将最具问题的贸易关系（如中美部分贸易）从WTO等治理框架中剥离处理。 3. 地缘政治与国家产业政策：关于哪些经济部门、资源或产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界定在不断变化（从煤铁钢到石油，再到核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核心关切在于特定资产带来的安全外部性（security externalities），以及本国研发该技术所需的累积性长期进程。 4. 干预（Intervention）：后冷战时期对人道主义干预的聚焦，分散了人们对干预规范在国际法律与社会中更广泛地位的注意。随着大国竞争回归，关于何种形式的跨境联系构成超越“正常”关系的“干预”，以及如何在主要国家间通过危机谈判形成非正式谅解，这些古典问题再次成为中心议题。 第四，地缘政治概念的再思考：走向行星级封闭空间。在结论部分，作者拓展了“地缘政治”的含义，将其与全球系统的“行星性”（planetary）转变联系起来。借鉴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关于国际体系成为“封闭政治空间”的观点，作者指出，环境变化和从全球到行星的视角转换，赋予了“封闭空间”新的意义——地球系统边界（earth-system boundaries）成为必须面对的客观限制。未来的秩序构建必须与全球国际社会的深度多元主义以及本文所阐述的那种充满争议的地缘政治现实相结合。其中，关于正义、公平和合法性的观念在世界各地区间的差异，将是这种多元主义的关键维度。

文章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上，它提供了一个将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性逻辑、全球国际社会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与具体全球经济治理挑战相结合的综合性框架。文章批判了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中过于技术化、忽视权力与价值冲突的倾向，有力地论证了政治秩序作为全球治理前提的根本地位。在现实层面，文章对“霸权回归”幻想的破除、对全球南方角色与观点的重视、以及对地缘政治与经济治理交汇点（如制裁、产业政策、干预）的细致剖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理解当前动荡的全球格局、思考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秩序构建方案，提供了深刻而务实的洞察。文章最终强调，在面临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演化的行星级挑战时，秩序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面对抵抗、挑战和争议的动态过程，这要求我们超越危机/正常的简单二分，以更复杂、更谦逊的态度看待全球治理的可能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