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档是发表于《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英国指导与咨询杂志）2025年第53卷第3期的一篇编辑性文章。作者为Maureen E. Kenny（美国波士顿学院），Annamaria Di Fabio（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和Bryan J. Dik（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等）。文章作为一期特刊的引言，主题聚焦于“Calling， Careers， and Career Counselling”（感召、职业生涯与职业咨询）。这篇编辑性文章的核心目的在于介绍本期特刊的背景、整体框架以及收录的八篇论文，旨在推动关于“感召（Calling）”这一构念在职业心理学和职业咨询领域的深入探讨。
文章开篇即明确了“感召”在当代学术与实践中的重要性。它指出，感召已逐渐成为职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多个领域关注的话题，值得在职业指导和咨询的语境下进行深入研究。作者引用了Dik等人的定义，指出感召通常指的是一种“引导个体走向个人实现与社会意义兼具的工作投入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能源于精神或宗教视角、个人热情或利他主义价值观。研究一致表明，感知到感召（presence）与个体及组织的幸福感（well-being）正相关，并能带来多样化的职业相关结果，但同时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伴随着脆弱性，例如工作狂倾向或组织剥削风险。因此，深入研究感召与职业结果之间的条件与机制至关重要。文章进一步区分了“感知感召（perceiving a calling）”与“践行感召（living a calling）”，指出只有当个体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步骤践行其感召时，感知感召与各种积极结果的联系才会更强。文章还强调了感召对于工作身份认同的潜在价值，并提出了在咨询实践中培养感召感以及将感召更核心地整合进职业咨询领域以促进体面和健康生活的必要性。基于此背景，本期特刊旨在通过汇集多篇论文，丰富关于感召、职业生涯与咨询干预的知识库，促进跨学科对话。
随后，文章逐一介绍了特刊收录的八篇论文，每篇论文构成一个独立的主要观点或贡献部分：
第一篇文章由Dylan Marsh和Bryan Dik撰写，重点探讨了感召构念的维度性问题。作者指出，当前研究既将感召概念化为多维结构（如超然召唤、意义性工作、亲社会取向），也将其视为单维结构，并常使用基于多维量表的总分。这导致研究厘清了感召与各种职业发展变量之间的整体关系，但未能阐明具体维度在解释这些关系中的作用。他们的研究通过对本科生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了感召的三个维度（超然召唤、意义性工作、亲社会取向）与职业发展变量（职业自我效能感、职业认同、职业投入）之间的具体关联。结果显示：职业自我效能感与意义性工作和亲社会取向相关；职业认同与超然召唤相关；职业投入则与感召的所有三个维度均相关。每个维度都对职业发展变量解释了独特的变异，这表明在研究感召时，必须纳入所有维度。实践启示在于，职业咨询师应根据来访者目标所对应的特定职业发展结果，有针对性地强调感召的不同维度，并设计针对每个维度的干预策略。未来研究需要纳入更广泛的参与者群体。
第二篇文章由Ryunosuke Takagi、Anna Dalla Rosa、Junko Araki和Michelangelo Vianello完成，聚焦于感召的“阴暗面”。文章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感召可能导致负面结果，如工作成瘾和组织剥削。该研究旨在识别感召可能产生负面结果的情境，并检验一个关于感召阴暗面的理论模型在两种不同文化（西方意大利 vs. 东方日本）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所检验的模型。研究发现，在剥削性工作条件下，感受到强烈感召的意大利员工更倾向于考虑离职；相反，具有类似感召感的日本员工则表现出较低的离职倾向。这些发现为感召在何种情境下可能构成风险提供了初步证据，并强调了文化规范与价值观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而停留在被剥削的雇佣关系中。因此，职业咨询师必须考虑来访者的文化背景，协助他们寻求既能呼应感召感又能保障整体幸福感的职业发展路径。
第三篇文章由Kyle Inselman贡献，是一篇理论与反思性论文，比较了西方的“感召”概念与印度教的“达摩（dharma）”概念。文章指出，尽管有证据支持感召测量工具的跨文化效度，但感召与其他非基督教宗教传统影响的类似概念（如达摩）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作者通过对比定义、回顾印度和美国的跨文化感召研究，并探讨种姓制度、达摩与感召之间的关系，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文章指出，达摩与种姓制度有根本性联系，常被描述为一种“职责（duty）”，而感召则常被视为一种引导个体发现人生目的的“外在召唤（external pull）”，并随着个人技能和天赋的发展而逐渐明晰。这种概念上的显著差异意味着，在感召的跨文化研究中，有必要更深入地审视达摩这一独特的宗教文化构念，以理解观察到的感召感知与体验上的文化差异。
第四篇文章是John Arnold和Christine Blackie的质性研究，探讨了来自上帝的感召对于正在转换工作的个体的价值，以及对职业理论和咨询实践的意义。研究通过对英国国教会牧师的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在准备和尝试内部职位调动时如何重视并实践其感召。研究发现，感召概念在访谈中频繁出现，但教会内部的制度性实践有时被感知为有损于感召的传统辨识方式。研究者采用社会建构主义方法，从访谈资料中识别出四个突出主题：来自上帝的初始召唤、祈祷、上帝与个人匹配、以及系统张力。“初始召唤”指上帝和圣灵被视为调动准备过程的核心部分；“祈祷”被视作辨别未来行动（无论是延续既有感召还是发展新感召）的综合过程的组成部分；“上帝与个人匹配”涉及根据信仰尝试遵循上帝的召唤以寻求对个人及专业发展最合适的路径；“系统张力”则指感召如何在充满争议的制度变革框架下被讨论，其中包含精神性和内部性考量。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性力量可能会抑制个体在职业转换中追随其职业感召的能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这些发现对于为特定群体提供职业发展支持、在处理职业关切时整合信仰以及进一步发展职业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第五篇文章由Gill Frigerio撰写，提出了一个在职业发展领域整合职业感召与情境因素的框架。这项基于英国特定背景下女性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一个“感召知情（calling-informed）”的职业发展实践框架。参与者是英国国教会教区的平信徒女性，她们参与研究主要源于对在特定情境和社区内整合职业指导的兴趣。访谈的主题分析表明，辨识感召应被概念化为一个主观的意义建构过程，而职业发展实践则需要与情境因素建立联系，因为这些元素是递归互动的。研究结果还凸显，感召概念对于那些因职业心态矛盾而可能阻碍其接触职业咨询服务的情况特别有益。该研究阐明了情境因素在长期感召感发展中的作用，倡导促进此类反思的实践干预，并强调了所研究人群的特点——她们表达职业矛盾，但同时重视感召并将工作融入生活。文章为未来职业指导与咨询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以及纳入其他背景的参与者提出了建议。
第六篇文章由Martha Magee、Marinka Kuijpers和Piety Runhaar合作，将特刊的焦点延伸至职业咨询的过程与结果，反思了实施职业感召干预所需考虑的条件。该文通过一个来自荷兰职业教育与培训（VET）部门的案例研究，探讨了职业指导的结果。该案例涵盖了从欧盟到学校领导层等不同政策制定层面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研究基于一个前提：当政策内容的理解存在不一致时，政策实施就会遇到障碍，这种不一致也延伸到对职业指导预期目标的理解上。研究结果支持了这种“错位假设”，并可能解释在职业学校实施高质量职业指导所面临的挑战。学校领导者认为，允许在政策实施中保留一定的自主性有明显优势，这使团队能根据自身方法执行职业指导，以有效满足学生个体需求。然而，许多学校领导也指出，需要建立监测职业指导的既定规程，以确保提供给学生的指导质量具有更高的一致性，而非取决于提供者的动机和资质。文章提出了旨在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立观点的实践建议，强调需要协同努力以确保提供一致且高质量的指导，并提议在机构中设立管理角色以确保对职业指导创新目标的理解具有连贯性。
第七篇文章由Kobus Maree贡献，是一项关于一位南非黑人女性的纵向案例研究。该女性通过接受职业建构咨询，旨在澄清和增强她的感召感。此案例研究特别旨在说明，如何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应用源自西方国家的咨询范式来促进个体的感召。研究旨在为职业咨询从业者提供知识和资源，以实施适合文化的咨询干预，从而有效支持代表性严重不足的弱势黑人女性群体。作者详细阐述了感召的重要性，以及系统性文化约束对南非经济弱势农村黑人女性生活和职业结果的影响。干预的理论框架是生活设计咨询与职业建构咨询。在纵向案例中，研究者应用Maree职业矩阵（MCM）和职业兴趣剖面图（CIP）来引出参与者的各种微生命故事和重要生命主题，并协作构建她未来的职业叙事。研究采用了整合的质性与量化方法。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者的自我认同、职业认同和感召感得到了澄清和加强。该研究应用的咨询方法展示了自传性如何能够使一位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弱势女性实践其生命主题，从而澄清她的感召感。作者强调，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拓宽本文所提干预策略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与理论框架起源的西方背景不同的情境中。
第八篇文章是Claire Toogood、Fiona Williams和Caroline Nye进行的范围综述，审视了现有关于职业感召与英国农业的文献，旨在评估农业职业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感召，并试图通过工作即感召理论来深化对农业职业生涯的理解。文献检索确定了九篇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这些文献涉及农业领域的职业选择、动机和/或发展，并提供了与感知和追求感召相关的行为证据。研究主题突出了通过工作发现意义与目的、热情的存在、与职业努力紧密相连的认同感，以及遇到的障碍与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按照感召生活还与一种负担感相关联。作者指出，他们的范围综述仅聚焦于英国农业背景下的感召概念，并建议在其他国家背景下进行类似综述，以明确所得发现和建议是否适用于面临类似农业职业挑战的国家。作者还强调了国际研究的重要性，以进一步探索在职业发展实践中应用包容性方法，使人们能够实现其农业职业抱负。这一研究不足的领域值得深入调查，因为对农业与职业感召关系的细致理解，可以显著提升农业部门内职业、教育和政策的认知度与可及性。
在总结部分，编辑文章强调本期特刊促进了职业心理学家、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管理学者、学校心理学家、其他相关学科学者以及各类从业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从而推动了一个广泛的跨学科视角。特刊的贡献还指出了未来推进和深化感召研究、促进干预的可能路径。例如，引用了近期一项元分析的发现，指出感召存在两种概念类型：一种关注内在，另一种关注外在；并且感召更多地与实现幸福感（eudaimonic well-being）而非享乐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相关。两种类型的感召与幸福感的关联也有所不同。文章呼应了其他学者的呼吁，强调研究感召时需在定义、区分、普适性和相关性方面保持精确，并特别应深入研究内在激情与享受，以及外在责任与命运感的贡献。文章最后指出，关于感召的研究道路虽长，但前景光明，本期特刊是朝着在指导与职业咨询领域促进感召研究与干预方向迈出的贡献一步。
总体而言，这篇编辑性文章的价值在于它系统性地勾勒了当代“感召”研究的前沿图景。它不仅仅是一篇引言，更是一份浓缩的研究议程。通过综述八篇涵盖理论探讨、实证研究、质性探索、案例分析和范围综述的论文，文章展现了感召研究的多个关键面向：其多维结构、文化调节作用（特别是阴暗面）、跨文化概念的比较（如达摩）、在特定群体（如宗教人士、女性、弱势群体）中的具体表现、在组织与政策实施中的整合挑战，以及在特定行业（如农业）中的应用潜力。这篇文章为中文读者，无论是职业心理学研究者、职业咨询从业者还是相关领域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且结构清晰的窗口，以了解国际学界关于“感召”这一兼具个人意义与社会价值的职业心理构念的最新进展、复杂性与未来方向。它强调了将感召整合进职业咨询实践以促进个体幸福与体面工作的重要性，并凸显了文化敏感性、系统性视角和跨学科合作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