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26年的《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期刊，作者为来自明尼苏达大学家庭社会科学系的Xiaoran Sun（孙晓然）、Yunqi Wang（王云琦），以及来自Parkview Mirro研究与创新中心的Brandon T. McDaniel。这是一篇综述性论文，旨在系统探讨人工智能伴侣（AI companions，AI-Cs）与青少年社会关系发展之间的双向影响。

文章首先阐明了其研究背景与核心议题。近年来，以Character.AI、Nomi、Replik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伴侣迅速普及。这些基于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的对话平台不同于传统的聊天机器人，它们能够记忆信息、进行连贯对话并模拟共情（empathy），提供始终在线且个性化的情感回应。数据显示，在美国13至17岁的青少年中，已有72%使用过AI-Cs，52%为常规用户，甚至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选择与AI-Cs而非真人进行严肃对话。青春期是社会关系塑造身份认同和心理健康的关键时期，AI-Cs作为专门设计的虚拟社交伙伴，其对青少年社交发展的影响引发了家长、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强烈担忧，包括诱导自残、情感依赖和提供危险建议等风险。基于此，研究界必须紧急回应，以探讨AI-C使用与青少年社会关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文章的核心内容围绕四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假设展开，系统梳理了AI-Cs对青少年社交关系的潜在益处与风险，以及反向影响路径。这是本文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它构建了一个理解该复杂议题的双向理论框架。

第一，关于AI-Cs对社交关系的潜在益处，文章通过“刺激假说”（stimulation hypothesis）进行阐释。该假说认为，积极的在线沟通体验可以增强个体的现实社会关系。其支撑论据包括：首先，AI-Cs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社交排练”空间，青少年可以在此练习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和情感表达，从而提升社交信心并迁移至现实交往。研究证据表明，AI-C用户比非用户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其次，AI-Cs为青少年身份探索（identity exploration）这一关键发展任务提供了安全环境，他们可以测试不同的自我呈现并获得积极验证，从而强化身份承诺和真实自我表达的自信。最后，积极的AI互动有助于缓解孤独感、提升自尊和归属感，间接促进现实人际关系。不过，这些益处的证据目前多为初步和轶事性的。

第二，关于AI-Cs对社交关系的潜在风险，文章以“替代假说”（displacement hypothesis）为基础进行了论述。该假说认为，线上社交会替代并降低现实社交关系的质量。文章从三个层面展开：最直接的担忧是时间替代，即与AI-Cs相处的时间挤占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更深层的是心理替代，青少年可能对AI-Cs产生心理依赖，甚至出现戒断症状（withdrawal-like symptoms），导致他们更倾向于向AI而非真人进行自我表露。研究表明，一些用户感觉与Replika的亲密程度甚至超过了家人和最好的朋友。最值得警惕的是AI-Cs对关系规范和期望的替代效应。AI-Cs被设定为永远完美、顺从的伴侣，这可能扭曲青少年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催生不切实际的标准，甚至导致对现实人际关系满意度和容忍度的下降。此外，用户对AI伴侣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和去人化（dehumanization），以及人机关系中用户主导的单向权力结构，可能将有害行为正常化，并削弱在真实关系中识别伴侣自主性和平等性的能力。

第三，文章从双向视角出发，探讨了青少年现有社会关系如何反过来影响其AI-C使用。这一部分引用了另外两个对立的假说：“社会增强假说”（social enhancement hypothesis）和“社会补偿假说”（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社会增强假说”预测，社交能力强、拥有丰富社交资源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将社交能力扩展到线上，将AI-Cs整合进其多彩的社交体验中。与之相对，“社会补偿假说”则指出，那些在现实社交中遭遇困难、孤独或焦虑的青少年，更可能求助于AI-Cs来满足情感和关系需求。文章特别强调了对特定群体的影响，例如有社交沟通障碍或经历社交孤立的青少年，可能对可预测的AI互动产生特别偏好和更强的情感依恋。这可能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社交弱势的青少年更依赖AI-Cs，这种依赖又进一步削弱其现实人际交往，最终加剧了最初驱使他们走向AI-Cs的社交困境。针对这一高危群体，文章建议开发同时提升社交支持和AI素养的预防与干预项目。

在梳理上述理论后，文章为未来研究提出了明确的建议。第一，必须采用纵向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s）来验证AI-C使用与社交关系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并利用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s）捕捉瞬时动态过程。第二，倡导通过被动感知数据收集（passive-sensing data collection）和数据捐献（data donation）等方式进行自然观察（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以获取青少年与AI-C真实互动内容的生态化证据。第三，强调跨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性取向和残疾状况的多样化抽样，以检验不同群体中刺激与替代、增强与补偿效应的差异化表现。第四，研究者应优先采用以青少年为中心的参与式方法（youth-centered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通过成立青年咨询委员会等方式，将青少年的视角纳入研究设计与解读，以减少研究偏见并提升研究的相关性。

文章的最后总结了AI-Cs给青少年发展带来的复杂图景。它指出，不应简单地将这项技术归类为完全有益或完全有害。研究的紧迫性在于，必须在AI-C使用及其后果变得根深蒂固之前，通过严谨的、以青少年为中心的方法，生成及时的实证证据，为政策和实践提供指导。研究者需要积极地而非被动地探究这些影响，以确保AI-Cs能够促进而非削弱青少年赖以发展关系能力和幸福感的社交互动。其科学价值在于构建了一个整合四种经典理论的框架来剖析人机新型关系，而应用价值则在于为家长、教育者、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应对这一技术带来的社会挑战提供了关键的思考维度和行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