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研究由Jia (Jasmine) Hu（分别隶属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Fisher商学院管理与人力资源系和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Daniel Kim以及Klodiana Lanaj（两人均隶属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Warrington商学院管理系）共同完成，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期刊上，于2024年正式在线发表（文章编号：2024, Vol. 109, No. 9, 1461–1488）。

本研究探讨了领导者在家庭中反思所收到的感恩（gratitude）对其在工作场所行为的影响。其学术背景主要植根于积极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领导力研究三个交叉领域。过往研究已充分证明，领导者表达感恩能够对下属和工作场所产生积极效应。然而，绝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领导者作为感恩的“给予者”，却忽视了领导者同时也是感恩的“接收者”。与此同时，关于感恩干预（gratitude interventions）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个体幸福感、情绪的直接影响，且通常假定其影响局限于特定的二元关系或单一情境（如工作场所）。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些研究空白，采取“全人”（whole-person）视角，整合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moral affect theory of gratitude）和品味干预（savoring interventions）研究，探究家庭领域的感恩体验如何通过人际交叉（interpersonal crossover）和个体内部溢出（intrapersonal spillover）机制，影响领导者在工作中的亲社会行为。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目标是检验一个理论模型：当领导者进行一项被称为“家庭感恩干预”（gratitude at home intervention）的活动，即反思并写下从家庭成员那里收到感恩的经历时，会增强他们对自己在家庭中产生亲社会影响（prosocial impact at home）的感知。这种感知会进而满足领导者的基本心理需求（need fulfillment），最终激励他们在工作中对下属展现出更多的帮助行为（helping behavior）和赋权领导行为（empowering leadership behavior）。此外，研究还探讨了领导者特质性消极情感（trait negative affect）作为边界条件，是否会削弱上述效应。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模型，研究者设计并实施了三个严谨的每日现场实验（daily field experiments），构成了详细的工作流程。

研究一 的样本为来自美国中西部359所高中的103名全职管理者。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完成基线调查，测量特质性消极情感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阶段进行为期10个工作日的每日调查。每日流程如下：首先，在早上工作开始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家庭感恩干预”条件或控制条件。干预组被要求回忆并写下一次他们为家庭做了好事并因此得到家人感谢的经历；控制组则被要求描述一些日常琐事（如最近购买的东西）。随后，他们立即测量了状态积极/消极情感以及对家庭亲社会影响的感知。接着，在下午工作结束时，他们报告了当天的基本需求满足程度。最后，在晚上睡觉前，他们自我评估了当天对下属的帮助行为和赋权领导行为。研究者采用了多层路径模型（multilevel path modeling）分析数据，并进行了后效操纵检验，证实干预有效。结果显示，与控制日相比，在干预日，领导者感知到的家庭亲社会影响显著更高。这种感知进而正向预测了其需求满足感，而需求满足感又显著正向预测了自我报告的领导帮助行为和赋权行为，从而支持了主中介路径。此外，特质性消极情感显著调节了干预对家庭亲社会影响感知的作用：对于特质性消极情感高的领导者，干预的积极效应不显著；而对于特质性消极情感低的领导者，效应则非常显著。这种调节作用也进一步影响了后续的序列中介效应。

研究二 旨在通过收集下属评价的数据来克服研究一中全部依赖领导者自我报告的局限性。研究者通过在线平台招募了116对领导者-下属配对样本。研究为期3天，采用了拉丁方设计平衡干预顺序。每日流程与研究一类似，但测量来源不同：领导者早上完成干预（家庭感恩或控制）并报告家庭亲社会影响感知；领导者在中午报告需求满足感；下属则在下午报告其领导当天表现出的帮助行为和赋权行为。此外，还控制了领导和下属双方的状态情感。多层路径分析结果成功复制了研究一的主要发现：家庭感恩干预通过提升领导者的家庭亲社会影响感知，进而增加其需求满足感，最终导致下属评价的领导帮助行为和赋权行为显著增加。然而，在本研究中，特质性消极情感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验证。

研究三 在预注册的基础上进行，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区分“反思因做好事而收到的感恩”与“单纯反思收到的感恩”两种干预的效应差异。研究者通过在线平台招募了109名来自不同行业的领导者。研究为期3天，设计了三种条件：1） “感恩与帮助”干预 （即研究一、二使用的原始干预）；2） “仅感恩”干预 （仅要求回忆并写下收到家人感恩的经历，不明确提及之前的亲社会行为）；3） 控制条件。每日测量流程与研究二类似，但所有结果变量均由领导者自我报告，并包含了即时的操纵检验问题。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感恩与帮助”干预还是“仅感恩”干预，都能显著正向预测领导者的家庭亲社会影响感知、需求满足感、帮助行为及赋权行为。两种干预之间的效应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感恩体验的核心——即反思“收到感恩”本身——是驱动后续溢出效应的关键成分，而是否明确关联到自身的“做好事”行为并非必要条件。

基于三个研究的数据，本论文得出了明确的结论：领导者在家中反思所接收到的感恩，能够引发一系列积极的心理和行为变化。这一过程起始于领导者因品味感恩回忆而增强的“自己在家庭中具有重要意义、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感知。这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有效满足了他们对关联感（relatedness）、能力感（competence）和自主感（autonomy）的基本心理需求。当这些内在需求得到满足后，领导者会积累心理资源，并产生将这份善意传递出去的动机，从而在工作中更倾向于主动帮助下属解决困难，并通过分享权力、鼓励参与决策、表达信任等方式赋能下属。因此，家庭中的感恩体验能够跨越领域边界，对工作场所的领导行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最终使下属受益。然而，这一积极链条对于天生倾向于以消极视角看待世界的领导者（即高特质性消极情感者）效果较弱，因为他们可能对家人表达的感恩持怀疑态度，难以从中获得强烈的价值感和需求满足。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层面，首先，它将领导力研究从“工作中心”视角拓展到“全人”视角，首次系统揭示了领导者作为感恩“接收者”的角色及其家庭体验对工作行为的积极影响，丰富了领导力和感恩研究的交叉领域。其次，它突破了传统感恩研究多关注“施-受”二元直接交换的局限，实证了感恩的“人际交叉”（影响到未直接参与感恩交换的第三方，如下属）和“个体内部溢出”（从家庭领域影响到工作领域）效应，极大扩展了感恩干预的理论边界和应用范围。最后，它将感恩的道德情感理论与品味干预理论相结合，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清晰的心理机制模型（家庭亲社会影响感知→需求满足），深化了我们对感恩如何转化为亲社会行为的理解。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组织领导力发展提供了简单、低成本且有效的干预工具。鉴于领导角色常伴随高要求和资源耗竭感，组织可以通过鼓励或设计简短的“家庭感恩反思”练习（例如，作为每日晨间惯例的一部分），来提升领导者的心理资源、幸福感及其领导效能。这不仅能改善领导者自身的状态，还能通过其更积极、支持性的领导行为，间接提升团队成员的绩效和福祉，实现“双赢”。研究也提示，在实施此类积极心理学干预时，需考虑个体差异，对于高特质性消极情感的领导者，可能需要辅以其他形式的支持或干预。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其方法的严谨性和发现的创新性。首先，研究设计采用了三个独立的每日现场实验，结合了随机分配、操纵检验、多时间点测量（日间）、多来源数据（自评与他评）以及预注册，极大地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和因果推断力，也提升了外部效度（样本涵盖教育、多行业管理者）。其次，研究问题具有高度新颖性，首次系统探讨了“家庭接收感恩”对“工作领导行为”的跨界影响，填补了重要的研究空白。最后，研究不仅验证了主效应，还探讨了关键的边界条件（特质性消极情感），并进一步在研究中区分了感恩干预中不同成分的作用，使理论模型更加精细和扎实。这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关注并滋养领导者的个人生活与家庭关系，并非与工作绩效无关的“私事”，而是提升其领导效能、构建更积极工作场所的一条重要且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