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系的Senja Post与德国汉堡大学新闻与媒介研究所的Katharina Kleinen-von Königslöw和Mike S. Schäfer共同完成，其研究成果以题为《Between Guilt and Obligation: Deb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Politics in the Media》的学术论文形式，于2018年5月1日在线发表在期刊《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上。

本研究的学术领域主要集中于环境传播、政治传播与国际比较媒介研究。研究动机源于国际气候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核心争议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尽管该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京都议定书》的基石，承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但对于如何具体界定和分配这种“区别”的责任，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如巴西、印度、中国、南非）的经济增长和排放量上升，国际社会存在持续分歧。研究团队认识到，国际谈判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外交博弈，也深受各国国内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影响。由于公众对国际谈判的认知高度依赖本国媒体报道，因此，各国媒体如何建构和呈现关于气候责任的辩论，对于塑造国内公众态度、影响本国谈判立场至关重要。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主要报纸媒体，在报道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关于气候责任的争论时，是否存在模式化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可以用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来解释？具体目标是比较这两类国家的媒体在将气候变化的因果责任（指责）和处理责任（义务）归因于不同国家群体（本国、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时的倾向性。

研究采用了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其详细工作流程可分解为以下步骤：

第一步：媒体样本选择与时间框架确定。 研究选取了三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德国、美国）和两个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在各自国内具有舆论领导地位的全国性报纸，每个国家选择一家左倾/自由派和一家右倾/保守派报纸，以确保观点的多样性。具体包括：澳大利亚的《The Australian》与《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巴西的《O Estado do São Paulo》与《Folha de São Paulo》；德国的《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与《Süddeutsche Zeitung》；印度的《The Hindu》与《The Times of India》；美国的《The New York Times》与《The Washington Post》。研究聚焦于三次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期间的报道：200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COP10、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COP15以及2014年在利马举行的COP20。分析的时间范围覆盖了每次COP会议前一周、会议期间以及会议后一周。

第二步：文章检索与筛选。 研究者通过LexisNexis和Factiva数据库，使用包含“climate”、“climate change”或“global warming”等关键词的搜索策略，获取在上述时间窗口内所有相关文章。为确保各国样本的可比性，他们剔除了所有来自通讯社的稿件，仅保留由报纸自身采编人员撰写的文章。随后，研究者开发了一套复杂的搜索字符串（涵盖英语、德语、葡萄牙语），以精确区分专门讨论气候政治的报道与其他仅涉及气候科学等主题的文章。通过人工编码约100篇文章进行验证，该筛选方法的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值等指标均超过0.85，证明了其可靠性。最终，研究者从符合条件的文章中，为每一家报纸、每一年份手动抽取了最多2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若该年份文章少于20篇，则分析全部文章），总计构成了分析的文本基础。

第三步：内容编码与可靠性检验。 编码的核心单位是责任归因陈述。借鉴Gerhards等人的框架，每个归因陈述包含三个要素：来源（谁做出的陈述）、对象（责任归因给谁）和主题（关于什么的责任）。责任分为两类：因果责任（blame， 对造成问题/失败的指责）和处理责任（obligation， 对解决问题的义务/期望）。编码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经过数周培训的四名编码员在文章中标出所有相关的责任归因陈述。为评估识别过程的可靠性，研究者创建了一个包含所有被至少一名编码员（或首席研究员）识别为相关的陈述，以及所有未被任何人识别为相关陈述的完整句子数据集，并计算了Krippendorff‘s alpha系数（α=0.72），表明识别过程可靠。第二阶段，由11名编码员使用基于Python的Angrist编码工具对所有被标记的陈述进行分类，编码其来源、对象和主题。对于来源和对象的功能（如政府官员、反对党成员、公民社会等）与国家/地区归属的编码，可靠性极高（α值分别为0.82和0.94）。对陈述主题的编码也具有可接受的可靠性（α=0.72）。

第四步：数据分析。 本研究最终的分析数据包含534条因果责任归因和891条处理责任归因。研究者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将国家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对于发达国家媒体，“内群体”指其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外群体”指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于新兴经济体媒体，“内群体”指其本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外群体”指发达国家。研究通过统计归因陈述在不同群体上的分布比例，并运用Z检验和Bonferroni校正法来检验不同国家组媒体之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从而验证研究假设。

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关于因果责任（指责）的归因： 1. 本国归因差异：支持了假设H1。总体来看（综合三年数据），发达国家的媒体将因果责任归咎于本国（即自我批评）的频率（占其所有因果归因的26%）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媒体（12%）。这种差异在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期间尤为显著。 2. 内群体保护与外群体偏见：部分支持了假设H2a和H2b。新兴经济体媒体（巴西、印度）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指责显著多于发达国家媒体自身（例如，对美国的指责在新兴经济体媒体中占比远高于在发达国家媒体中）。同时，发达国家媒体对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指责也显著多于新兴经济体媒体自身。这体现了社会认同理论预测的“内群体保护”（较少指责“自己人”）和“外群体偏见”（更多指责“外人”）。 3.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支持了假设H3a和H3b。发达国家媒体的指责焦点明显指向其“内群体”（本国+其他发达国家），远多于其“外群体”（发展中国家）。相反，新兴经济体媒体的指责焦点则明确指向其“外群体”（发达国家），远多于其“内群体”（本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图1清晰显示，发达国家媒体对“内群体”的指责强度，与新兴经济体媒体对“外群体”的指责强度几乎相当，但方向截然相反。

关于处理责任（义务）的归因： 1. 本国义务归因：在2004和2009年，两类国家媒体在要求本国承担解决气候问题的义务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到了2014年，发达国家媒体要求本国承担义务的比例（35%）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媒体（11%），这符合H1的预期。 2. 内/外群体义务归因模式：结果更为复杂，未能完全支持H2a和H2b。例如，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期间，新兴经济体媒体将解决责任归于发达国家的比例甚至低于发达国家媒体自身。研究团队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将解决问题的“义务”归因给外群体，也可能被视为承认该群体拥有权力和主导地位。在2009年新兴经济体积极介入国际气候政治、试图展现自身为平等谈判伙伴的背景下，其媒体可能有意避免过多地将领导责任归于发达国家，而是更多地将责任指向“超国家层面”（如联合国、国际社会）。这一点在数据中得到印证（见表4第6行）。 3.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体现：支持了H3a，但仅部分支持H3b。发达国家媒体始终将解决问题的义务更多地归于其“内群体”（本国+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媒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将更多义务归于其“外群体”（发达国家），但这种倾向不如在因果责任归因中那么绝对和显著。图2显示，发达国家媒体对其“内群体”义务的强调强度，远超新兴经济体媒体对其“外群体”义务的强调强度。 4. 趋势变化：针对H4（随时间推移，责任归因会趋于均衡），研究发现了微弱的趋势性证据，但仅在处理责任归因上部分显著。从2004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媒体将处理责任归于“内群体”的倾向有所减弱，而归于“外群体”的倾向有所增强。这暗示着一种向“共同责任”认知缓慢靠拢的倾向，但冲突并未消失。

本研究的结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原则共识与群体偏见的共存：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媒体在气候责任报道中，均大体遵循了国际公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的媒体更多地批评本国及其同类国家，并承认它们在解决问题上负有更大义务；新兴经济体媒体则更多地指责发达国家。这反映了国际规范对媒体话语的塑造力。 2. 社会认同理论的适用性：研究证实，社会认同理论是解释跨国媒体辩论差异的有效框架。即使在气候责任这一高度制度化、共识化的议题上，媒体仍表现出显著的内群体保护和外群体偏见模式，特别是在“指责”这一负面归因上。这表明国家/群体身份认同深刻影响了媒体对国际冲突议题的建构。 3. 责任类型的差异性：因果责任（指责）与处理责任（义务）的归因模式并不完全对称。内群体保护效应在“指责”上表现得更为清晰和一致；而在“义务”归因上，策略性考量可能更复杂，涉及对国家权力和谈判地位的认知。 4. 动态变化的微弱信号：尽管存在根深蒂固的群体偏见，但数据显示了一种微弱的趋势，即发达国家媒体开始将更多解决责任分担给新兴经济体。这可能预示着随着时间推移和谈判进程深入，绝对的“内-外”群体界限有所松动，但远未形成真正的全球共同责任认知。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首先，它是首次系统地将社会认同理论应用于分析国际气候谈判的媒体报道，为该理论在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领域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其次，研究通过精细化的量化内容分析，揭示了媒体报道中超越简单“南北对立”的复杂责任归因心理机制，深化了对气候政治话语建构的理解。其应用价值在于提醒政策制定者、谈判代表和沟通者，必须重视并理解各国国内媒体基于社会认同的叙事逻辑，这种逻辑可能强化国家立场、固化谈判分歧，从而为寻找更具建设性的跨国沟通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的亮点在于：1）理论创新：成功地将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认同理论引入国际环境政治传播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视角。2）方法严谨：设计了一个包含来源、对象、主题和责任类型（因果/处理）的多维编码框架，并进行了严格的可靠性检验，使分析精细且可信。3）比较设计：同时涵盖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并选取三个关键时间节点进行纵向比较，能够捕捉动态变化。4）发现深刻：不仅验证了群体偏见的存在，还敏锐地指出了“指责”与“义务”归因的差异，以及国际规范对偏见的限制作用，结论富有层次感和辩证性。

此外，研究还提出了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例如：分析巴黎协定之后的媒体报道趋势；扩大研究国家范围；考察除责任归因之外的其他叙事框架（如特定新闻框架）是否也体现内群体偏见；以及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的责任归因（如指责 vs. 义务）在群体身份保护策略中的不同功能。这些都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有价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