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类型a的单一原创研究，以下为学术报告内容。
左珊（Shan Zuo）与杜静（Jing Du）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杜静同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外语系，李福印（Fuyin Thomas Li）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该研究发表于Cognitive Linguistics期刊2024年第35卷第4期，第603至638页，2024年10月31日在线出版。
本研究属于认知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交叉领域，核心关注汉语状态变化动词（change of state verbs，即cos verbs）致使交替（causative alternation）的历时演变。致使交替指同一动词或动词复合形式在及物和不及物结构之间交替，如英语中“Janet broke the cup”与“The cup broke”的对应关系。汉语中的状态变化动词如“破”“开”虽也存在致使交替，但其编码方式从古代到现代发生了显著变化：古代汉语类似英语，属于“易变型”（labile type），致使与起始形式相同；现代汉语则主要体现为“致使型”（causative type），致使式通常为动结式复合词（verb-result construction，即VRC），而起始式则使用单音节结果动词。现有研究大多从共时角度探讨致使与起始变体之间的派生关系和交替动词的特征，或仅讨论状态变化动词的及物性变化，而未能系统考察汉语状态变化动词论元结构构式（argument structure constructions）在历时维度上的演变轨迹。基于此，该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一是汉语状态变化动词论元结构构式在历时演变中存在哪些致使交替对；二是吸引（attraction）与分化（differentiation）如何历时影响致使式与起始式之间的交替。
研究方法上，该研究采用了基于语料库的历时方法。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语料库，选取了Traugott和Dasher（2002）所划分的七个历时阶段中的四个时期：早期中古汉语（Early Middle Chinese，EMC，公元前200年至公元600年）、晚期中古汉语（Late Middle Chinese，LMC，公元600年至1250年）、早期官话（Early Mandarin，EMand，1250年至1911年）以及现代官话（Modern Mandarin，MDMand，1912年至1949年）。研究对象从十一个汉语单音节状态变化动词中选取“破”和“开”两个动词，理由在于二者在古代和现代汉语中均有广泛使用，且此前研究显示它们在古代作为单音节谓语、在现代则作为动结式的补语出现。研究仅考察表示可见物理状态变化的字面用法，排除了抽象用法。研究者最初从每个时期随机抽取每个动词多达4000条索引行，去除重复及非动词用法后，获得有效数据共11831例，其中“破”3333例，“开”8498例。数据标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标注状态变化动词的论元结构构式类型及致使或起始模式，二是标注患者（patient，即NP2）的物质类别及动作动词的类型。患者被分为肉体类（fleshy objects）、易碎类（fragile objects）、柔性类（flexible objects）、硬性类（stiff objects）和精细类（delicate objects）五类；动作动词被分为方式动词（manner verbs）和原因动词（cause verbs）两类。两位标注者的Cohen kappa信度达到0.90。在识别致使交替对时，研究者提出了四项标准：交替动词表示状态变化；交替动词同时具有致使和起始用法；交替动词在两种变体中通常形式相同，但可因历时系统性演变而发生形式变化；两种变体中的论元类型应相同。
统计分析主要使用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析，以比较构式在不同时期的频率变化及其与患者类型或动词类型之间的关联差异。
研究发现了六个主要论元结构构式：NP1+cos+NP2、NP1+v+cos+NP2、NP1+cos+v+NP2、NP2+cos、NP2+v+cos、NP2+cos+v，共覆盖95.68%的语料。这几个构式构成四对致使交替。第一对为CA1，即NP1+cos+NP2与NP2+cos的交替，其谓语为单音节状态变化动词，该交替在上古汉语中已确立。第二对为CA2，即NP1+v+cos+NP2与NP2+cos的交替，形成于早期中古汉语。在CA2中，致使式使用动结式，起始式仍是单音节状态变化动词。第三对为CA3，即NP1+v+cos+NP2与NP2+v+cos的交替，在早期官话时期确立。其中起始式有两种情况：当动词复合中的V为方式动词时，NP2+v+cos可解读为起始式；当V为原因动词时，则表现为伪被动式（pseudo-passive）或状态解读。第四对为CA4，即NP1+cos+v+NP2与NP2+cos+v的交替，其谓语为并列动词复合（parallel verb construction，即VVC），也在早期官话时期确立。从历时轨迹看，CA1是两条演变路径的来源：第一条路径中，NP1+cos+NP2被NP1+v+cos+NP2替代，并与NP2+cos构成CA2，随后NP2+v+cos取代NP2+cos，与NP1+v+cos+NP2构成CA3；第二条路径中，NP1+cos+v+NP2和NP2+cos+v分别取代致使式和起始式的单音节形式，形成CA4。
在吸引与分化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发现了两个吸引过程。首先，致使式NP1+v+cos+NP2与NP1+cos+v+NP2之间发生了相互吸引（mutual attraction）。早期中古汉语中二者在五类患者类型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但随着时间推移，二者在患者类型上的比例分布逐渐趋同，至现代官话时期差异不再显著。其次，致使式NP1+v+cos+NP2对起始式NP2+v+cos施加了模型吸引（model attraction），表现为NP2+v+cos中原因动词与状态变化动词的搭配比例逐渐增加，而方式动词与状态变化动词的搭配则逐渐转移至NP2+cos+v构式。分化方面，致使式与起始式分别受制于更高层级的及物和不及物构式网络，保持了论元结构和功能上的对立；同时VRC与VVC两类复合构式在结构和功能上亦存在分化，前者表达“原因事件+结果事件”的复合事件，后者仅表达结果事件。分化与汉语词汇双音化（disyllabification）和状态变化动词语法化为结果补语的系统性语言变化密切相关。
该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时维度上系统阐明了汉语致使交替的演化路径，提出的四项识别标准可推广至其他语言的历时研究；二是将吸引与分化概念从英语等形态语言研究扩展至缺乏形态标记的汉语，并通过患者类型和动词类型实现了吸引过程的操作化；三是将吸引细分为相互吸引和模型吸引，为理解功能相似表达式的共同演变提供了理论细化。研究仍存在局限，如仅讨论了“破”和“开”两个动词，且未涉及隐喻用法的交替行为，这些问题均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