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J·克里斯曼（James J. Chrisman）与丹尼尔·T·霍尔特（Daniel T. Holt）于2016年在《Managem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Iberoamerican Academy of Management》上发表了题为《超越社会情感财富：向家族企业理论再迈一步》的评论文章。本文是一篇学术评论，旨在回应同一期刊中马丁与戈麦斯-梅希亚（Martin & Gómez-Mejía）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家族企业理论的构建。

文章首先肯定了马丁与戈麦斯-梅希亚关于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 SEW）与经济财富之间双向复杂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强调家族企业的效用函数不仅包含经济效用，也包含非经济效用，并且非经济目标在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的过程中，往往受到经济财富水平的约束。然而，克里斯曼和霍尔特指出，这一分析框架虽然揭示了家族企业在战略决策中的目标独特性，但未能充分解释家族企业为何选择家族组织形式、其规模与范围如何被决定，以及为何家族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为了补充这一理论缺口，作者提出需要将三个核心概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目标（goals）、治理（governance）和资源（resources）。目标反映了家族企业的意愿（willingness），即主导家族联盟将非经济目标纳入企业决策的倾向程度。并非所有参与家族企业的家族都会将社会情感财富相关目标置于首要位置，只有当这些非经济目标构成了家族核心愿景时，它们才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即便一个家族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情感财富，但如果家族不将其视为优先事项，这些财富对企业决策的驱动力也是有限的。这一推论直接深化了马丁与戈麦斯-梅希亚关于社会情感财富重要性的论述，强调关键因素并非社会情感财富的存量，而是家族对其赋予的重要性程度。

治理则体现了家族的能力（ability），即主导家族联盟基于其所有权和控制权所获得的自由裁量权。家族企业通过集中的所有权、在管理团队或董事会中占据关键职位等治理安排，获得了对战略决策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构成了家族企业异质性行为的基础条件。然而，治理安排的不同配置会导致能力上的显著差异。例如，被归类为家族影响的上市企业与那些家族拥有完全或多数控制权的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大相径庭，导致主导家族在决策中的自由度截然不同。因此，治理结构不仅决定了家族追求经济与非经济效用的空间，也直接影响了企业战略行动的实施方式。

资源层面则被概括为企业的能力（capability），尤其指那些源于家族涉入的独特资源，即家族性（familiness）。这些资源可能赋予家族企业竞争优势，也可能构成竞争劣势。例如，家族企业中人力资源的独特性体现在家族后代从小接触企业经营，形成了根植于特定企业的深层隐性知识，这种知识难以被外部竞争者通过常规方式复制或转移。此外，社会资本、耐心资本和生存资本也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关键资源。这些资源的存在与利用，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实现其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也影响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绩效表现。

在后续讨论中，作者进一步阐释了目标、治理和资源三者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主张，仅凭治理能力不足以解释家族企业行为，因为家族企业需要具备利用治理自由度去追求非经济目标的意愿。而仅有能力与意愿也不足够，企业还必须拥有实现这些目标的资源基础。三者必须被整合理解，才能更完整地识别家族企业行为的驱动因素。文章以实例说明，马丁与戈麦斯-梅希亚所提出的维持家族绑定社会关系（binding social ties）的目标，可能引导家族企业在关键岗位任用家族成员而非外部最合格人才，从而影响经济表现。然而，这一结果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家族是否有这样做的意愿，还取决于其治理系统是否赋予其如此行使的特殊裁量权，以及被选中的家族成员是否具备足以支撑岗位要求的人力资本。同样，家族企业追求声誉这种无形资源，既可能源于非经济目标的驱动，也可能纯粹出于经济财富创造的考量。因此，研究者不能单方面地将某种资源或某种行为简单归因于社会情感财富或经济财富的单维度追求，而必须看到目标、治理与资源之间的复杂交织。

在结论部分，克里斯曼和霍尔特提出，应当发展一种专属家族企业的理论，而非仅仅借用传统金融、经济或管理学领域的理论视角。这种理论需要能够系统回答三个根本问题：为何企业会选择家族形式来组织经济活动；是什么决定了家族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家族企业之间异质性的来源是什么。马丁与戈麦斯-梅希亚的研究为回应上述问题迈出了第一步，其所提出的社会情感财富与经济目标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本文在此基础上又迈出了第二步，指出必须纳入治理与资源的维度，将家族企业的能力、意愿与客观资源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中，才能形成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的家族企业理论。这一整合性框架不仅有助于解释家族企业为何能够存在并持续发展，也为区隔不同家族企业之间以及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在行为和绩效上的差异提供了逻辑基础。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出了一套明确的理论构建前设，将此前被相对独立讨论的目标、治理、资源三个概念系统性地整合到家族企业研究域中。文章的实践意义则在于帮助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企业战略决策是家族意愿、所有权控制所提供的裁量空间以及实际资源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忽略任何一环都可能导致对家族企业行为的误判。通过强调能力、意愿和资源这三重条件，该评论为未来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导向和实证检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