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ying Fast and Loose with Article 31(3)© VCLT: Lessons on Systemic Integration from the ITLOS Climate Change Opinion》一文的学术报告

本文作者为 Sarah Thin，隶属于荷兰奈梅亨拉德堡德大学（Radboud Universiteit Nijmegen）。该文章发表于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期刊，并于2025年1月14日被接受发表。文章主题聚焦于国际法中的系统性整合原则，特别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31条第3款©项的解释与适用，并以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于2024年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咨询意见为主要分析对象。

文章主要观点与论证

一、 核心论点：ITLOS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对系统性整合的适用具有“扩张性”与“选择性”的双重特征

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在其备受期待的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31条第3款©项下的“系统性整合”原则的运用，呈现出两种值得关注的特点： 1. 扩张性：法庭的适用方式在多个方面突破了传统上对VCLT规则的理解，甚至达到了“断裂点”。 2. 选择性：尽管诉讼参与方呼吁考虑国际人权标准，但法庭仅选择性地整合了国际环境法规则，而忽略了国际人权法。

作者通过对ITLOS咨询意见的详细分析，深入探讨了这两个面向，并评估了其潜在后果与教训。

二、 系统性整合原则的学理基础与构成要素

为分析ITLOS的实践，文章首先系统梳理了系统性整合原则的学理基础。该原则根植于国际法的系统性本质，即条约是国际法体系的产物，不应在真空中孤立解释。VCLT第31条第3款©项将这一原则法典化，规定在解释条约时，应“一并考虑……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文章详细分析了该原则的三个关键构成要素： 1. “有关国际法规则”：通常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条约或习惯法），而非“软法”或一般原则。其“相关性”要求外部规则与待解释条约规则之间存在事实、法律或技术问题上的共同点。 2. “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这是最具争议的要素。对“当事国”的解释存在两种路径：限制性路径（指待解释条约的所有缔约国）和宽泛性路径（仅指具体争端中的当事国）。前者有助于条约解释的统一性，后者则更具灵活性但可能导致解释碎片化。学界与实践对此尚无定论。 3. “应一并考虑”：这表明外部规则是解释过程中的一项考量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它必须与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上下文、目的与宗旨等其他解释要素相平衡。

三、 ITLOS法律框架下的外部规则整合机制

文章指出，在UNCLOS体系内，系统性整合（VCLT第31条第3款©项）并非整合外部规则的唯一途径。其他机制包括： 1. UNCLOS第293条“适用的法律”：规定法庭应适用“本公约和其他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文章讨论了关于此条是否扩展了法庭管辖权（第288条）的学术争议，并指出第293条与第31条第3款©项功能相似但共存，前者可能允许外部规则作为“适用法”发挥更大作用，而后者仅作为“解释工具”。 2. UNCLOS第237条：处理UNCLOS与特定环保协定之间的关系，强调互补性，但未规定具体的解释方法。 3. 具体“参照规则”：UNCLOS中一些条款直接指向外部规则和标准。

作者回顾了ITLOS及UNCLOS仲裁庭的既往实践，指出它们极少明确援引VCLT第31条第3款©项。因此，ITLOS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对该原则的明确且广泛运用，标志着其法理的一个显著转变。

四、 对ITLOS“扩张性”适用路径的批判性分析

文章详细论证了ITLOS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展现的“扩张性”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对“规则”定义的宽泛解释：法庭不仅引用了具有约束力的条约规则（如《巴黎协定》的具体减排义务），还大量援引了条约目标（如《巴黎协定》的1.5/2°C温控目标）、原则（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序言中的承认性陈述以及软法文件（如《斯德哥尔摩宣言》、《里约宣言》、国际法委员会草案）。这超出了传统上对“规则”作为创设具体权利义务之规范的理解。 * 批判：这种做法模糊了法律与非法律规范的界限，可能削弱国家同意原则（将非国家同意的规范用于解释其义务），侵蚀法律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并偏离了系统性整合旨在协调法律规则（而非目标或原则）以对抗碎片化的初衷。 2. 对“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要件的忽视：在咨询程序中，由于没有具体的争端当事国，逻辑上应采用“限制性路径”，即考虑UNCLOS所有缔约国的关系。然而，法庭在整合外部规则时，并未严格审视这些规则是否对UNCLOS所有缔约国都具有约束力。例如，法庭引用了《鱼类种群协定》（93个缔约国）和《基加利修正案》（160个缔约国）来解释对170个UNCLOS缔约国均有约束力的义务。这实质上放宽甚至无视了“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这一限制条件。 * 批判：这种做法可能使非特定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因其UNCLOS义务通过解释被“注入”了其未同意的规则内容，从而损害了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的基石，并与VCLT第34条（条约对第三国无损益）的精神相悖。这种在咨询程序中的宽松做法，若被推广，影响深远。 3. 外部规则作为“最低标准”的潜在风险：在诉讼中，有参与方主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巴黎协定》应构成UNCLOS下义务的最低标准（即遵守气候条约是履行海洋法义务的必要条件），或特别法（即气候条约构成了最大标准，排除了更严格的海洋法义务）。法庭明确拒绝了“特别法”论点，指出气候条约不取代UNCLOS义务。对于“最低标准”论点，法庭未明确采纳，而是通过强调UNCLOS第194条规定的严格尽职调查义务，含蓄地予以否定。 * 分析：作者认为，将外部规则作为“最低标准”会超越VCLT第31条第3款©项作为“解释工具”的定位，近乎于直接适用外部规则，这不符合该条款的宗旨。法庭的立场可解读为：在利用外部规则辅助解释的同时，保持了根据UNCLOS文本、上下文和宗旨进行独立判断的权威。

五、 对ITLOS“选择性”适用路径的批判性分析

文章重点批评了法庭在整合外部规则时的“选择性”，即其未能将国际人权法纳入考量。 1. 事实依据：尽管多个国家（如刚果民主共和国、智利）和非国家参与者（如联合国多位特别报告员）在诉讼中明确主张，基于VCLT第31条第3款©项或UNCLOS第293条，应将国际人权标准（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关于生命权、文化权利的规定）作为解释UNCLOS义务的相关规则，但法庭在最终意见中完全未提及人权法。法庭仅在事实部分“注意到气候变化构成生存威胁并引发人权关切”，但在法律解释部分未作任何整合。 2. 错失的关联性：作者论证了人权法与本案解释的高度相关性。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直接威胁到依赖海洋生存的社区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食物权、健康权、文化权利、自决权）。因此，在解释UNCLOS第192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和第194条（防止、减少和控制污染的具体义务）时，人权标准理应作为“有关国际法规则”被“一并考虑”，以充实“保护海洋环境”和“必要措施”等概念的内涵。 3. 法律后果的探讨：文章深入探讨了未考虑相关外部规则的法律性质问题。由于VCLT第31条是“解释之通则”，其用语（“应”）具有强制性。因此，未能考虑所有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可能导致解释过程不完整，进而影响所推导出的条约“真意”的有效性。虽然这不直接导致国家责任，但可能削弱法律推理的说服力和结论的正确性。法庭的选择性忽略，使其法律分析在系统性上存在缺憾。

六、 文章的结论与价值

文章的结论部分总结了ITLOS在气候变化咨询意见中对系统性整合的“扩张性”与“选择性”适用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与教训。 * 潜在影响：扩张性适用（特别是放宽对“规则”和“当事国”的限制）虽能增加法律解释的灵活性并促进国际法的渐进发展，但也带来了损害法律确定性、削弱国家同意原则以及模糊硬法与软法界限的风险。选择性适用（忽略人权法）则可能导致对条约义务的解释不够全面和平衡。 * 核心教训与呼吁：作者最终呼吁国际法院和法庭在适用系统性整合原则时，应追求更大的清晰度与透明度。这包括： 1. 明确说明援引外部规则的法律依据（是VCLT第31条第3款©项，还是UNCLOS第293条，或其他）。 2. 清晰论证所引外部规则的“相关性”及其作为“规则”的性质。 3. 阐明对“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这一要件的处理方式及其理由。 4. 系统性地考虑所有相关领域的国际法规则，避免武断的选择性。

七、 文章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学术价值在于： 1. 及时深入的案例评析：对ITLOS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咨询意见进行了早期、深入且批判性的法学解构，抓住了其中关于条约解释方法的关键争议点。 2. 理论联系实践：清晰地将VCLT第31条第3款©项的理论框架与复杂的具体国际司法实践相结合，揭示了理论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张力与变形。 3. 提出重要警示：文章不仅描述了现象，更尖锐地指出了ITLOS做法可能对国际法体系基础原则（如国家同意、法律确定性）构成的挑战，具有重要的预警价值。 4. 明确的规范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国际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性建议（追求清晰与透明），为国际法律师、学者和法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框架。

Sarah Thin的这篇文章通过对ITLOS最新实践的精细剖析，深刻揭示了在国际法交叉议题日益增多的背景下，系统性整合这一重要解释原则在适用中面临的复杂性、诱惑与风险，是一篇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洞察力的优秀国际法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