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 Anna Woodham（伦敦国王学院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系）、Laura King（利兹大学历史学院）、Liz Gloyn（伦敦大学古典学系）、Vicky Crewe（卡迪夫大学历史、考古与宗教学院）和 Fiona Blair（利兹大学历史学院）共同完成，发表于 Heritage & Society 期刊2017年第10卷第3期，在线出版于2019年3月4日，文章标题为“We are what we keep: the ‘family archive’, identity and public/private heritage”。该研究属于文化艺术与遗产研究领域，受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旨在探讨“家庭档案”在当代社会中如何通过私人收藏物品构建个人与家庭身份认同，并考察其与官方遗产体系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庭如何看待并保存那些具有个人与集体意义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家庭内部传递何种身份信息？家庭档案与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机构收藏之间存在怎样的界限与互动？作者认为，家庭档案是一种被长期低估的意义生产场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私人情感层面，也关联到更广泛的社会记忆与文化传承。

文章首先指出，许多家庭在阁楼、车库、橱柜甚至电脑中积累了大量照片、文件、证书、信件、食谱、奖章、珠宝以及日常物件。尽管家庭成员未必将这些物品称为“档案”，但它们实际上承担着记录与传递家族记忆的功能。研究团队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以往关于“家庭档案”的学术讨论多集中于文本性、纸质的家族文件，而对非文本物品以及当代家庭的保存行为关注不足。因此，本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家庭档案不应被视作官方档案的低级模仿，而应作为具有自身逻辑与情感价值的文化实践来理解。研究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多时期历史案例研究，考察从罗马时期到二十世纪家庭档案的定义、功能、所有权与语境；第二阶段则通过2015年在英国举行的三组焦点小组访谈，探讨当代家庭如何理解同样的四个主题。焦点小组的参与者通过当地文化或社区组织招募，每组8至10人，多数参与者对家族史、地方史或博物馆档案已有兴趣。研究团队设计了开放性引导问题，围绕家庭档案的定义、功能、所有权和语境展开讨论，并在参与者知情同意后进行录音与转录。数据分析采用主题分析法，由研究团队成员分别编码后交叉核对，以保证一致性。

在“家庭档案是什么”这一主题下，参与者普遍能够轻松列举大量与过去和现在的亲友相关的物品。照片和出生、结婚、死亡证明等生命阶段文件被提及最为频繁，这些物品往往与国家的正式记录系统发生联系，因而带有“被官方认可”的意味。与此同时，许多物品如父亲用过的收银抽屉、装有儿童头发的信封、圣诞卡等，则是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被保留下来。参与者虽然承认这些物品在叙述家庭故事、唤起记忆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多数人并不愿将其称为“档案”。这种抵触主要源于他们对“档案”一词的理解偏向于正式、公共、具有超越个人意义的历史记录。一位参与者说：“你通常认为档案属于别人。虽然你保留着家庭的东西——纪念品、照片——但你不把它们当作档案。”另一些人则强调，只有当物品对他人也具有重要性时，才能被称为档案。然而，随着讨论深入，部分参与者开始意识到自己家中其实也存在类似“策展”的行为，例如有意识地筛选哪些物品值得保留、哪些故事需要传递。研究还发现，家庭档案的形成过程与公共收藏一样具有选择性，尽管参与者倾向于认为家庭收藏更加随意和偶然。但事实上，一些家庭会主动借用其他亲属的照片、交换家族故事、利用在线资源和官方档案进行系统性的家族史研究。这表明家庭档案的建构同样包含计划性步骤，只不过其逻辑与专业机构的收藏逻辑不同。在“家庭档案在哪里”的问题上，参与者区分了有形与无形的档案形式。有人指出家庭档案既存在于阁楼的实物中，也存在于家庭成员的记忆中。物品的价值往往取决于是否有人能够讲述与之相关的故事，一旦故事失传，物品便陷入沉默。数字时代带来的焦虑也频繁出现：参与者担心电子邮件、短信等数字记录难以保存，未来可能更加依赖口述历史来传承家族记忆。这种对数字档案“未来可用性”的担忧与专业档案领域的讨论高度相似，进一步模糊了“受管理的”与“不受管理的”档案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权问题上，讨论揭示了代际之间的张力。年长参与者常感叹年轻人对家族史缺乏兴趣，但年轻参与者则表示自己并非不关心，而是尚未获得对家庭物品的“监护权”。一位参与者说“我还没有获得它的监护权”，暗示家庭档案的所有权和责任会随着代际更替而转移。讨论还触及性别维度。尽管焦点小组中男性参与者过半，但多位参与者指出，女性往往在保存家族记忆、传递故事和情感劳动中承担主要角色。一位女性参与者说：“在我家，是我妈妈对她家族的历史感兴趣，我爸爸并不真正在乎。……这似乎更像是一种女性的事情。”另一位男性参与者附和道，如果要了解家族历史，他会去问女性亲属，因为“男性成员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一发现与 Susan Pearce 在1990年代提出的“物质文化可能是母系的”观点形成呼应，但研究者也提醒这种结论可能过于本质化，需要结合具体家庭情境加以理解。

文章最终认为，家庭档案在当代社会中被参与者普遍低估，原因在于其经济价值较低且被认为缺乏文化价值。然而，家庭物品在构建个人与家族身份中的作用，与博物馆收藏中那些具有争议性的重要物品一样，构成了意义争夺的场所。研究者主张，博物馆和档案馆应当重新审视自身与私人家庭档案的关系，帮助“公民策展人”理解他们自己持有的物品及其组装过程，而不仅仅是邀请公众为公共收藏增添价值。文章还指出，“公民档案工作者”项目往往由专业机构发起，公众只在专业人员的邀请下参与，而家庭内部自发的档案实践却很少被赋予同等的专业语言与认可。因此，研究者呼吁将“档案”一词重新带回家庭语境，或至少拓宽对“档案”的理解，使其涵盖私人领域中那些日常物品与保存实践。此外，研究还发现家庭与公共机构在“物品积累带来的负担”和“如何筛选保存”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相似之处。无论是公共收藏的可持续性问题，还是家庭中后代面对大量遗物无从处理的焦虑，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理解物品的意义才能做出恰当的保存或处置决定。数字平台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途径，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研究的局限在于焦点小组参与者多为对家族史已有兴趣的人群，且样本在族裔、教育和地域上不够多元，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关注阶级、族裔、地理等因素如何影响家庭档案的理解与实践。此外，世界大战、国家事件与私人家庭叙事之间的具体互动，也需要更深入的方法加以探究。

本文的亮点在于将“家庭档案”从官方档案研究的边缘位置提升为一个独立且富有张力的研究领域，明确提出私人领域的物品保存与公共遗产体系之间存在连续而非对立的关系。研究通过焦点小组这一质性方法，捕捉了当代英国家庭对物品、记忆与身份的真实态度，揭示了家庭内部存在的“策展”意识以及对数字遗产的深层焦虑。文章还为博物馆和档案馆提供了实践启示：与其无差别地收集更多“幕后遗产”，不如帮助公众认识并珍惜自己已有的收藏，从而在官方与私人领域之间建立更加平等和互惠的知识交换关系。这种视角对文化遗产管理、公众参与策略以及家庭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