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项关于生态话语分析的学术研究。以下是为中文读者撰写的详细学术报告。

作者、机构及发表信息

本研究的主要作者是来自中国重庆西南大学国际学院的李伟（Wei Li）、姚永欣（西南大学国际学院及中国成都第三中学）和戴慧琴（西南大学国际学院）。该研究发表于学术期刊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第16卷第2期（2025年3月），是一篇原创性研究论文。

学术背景

本研究属于生态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交叉领域，具体聚焦于生态话语分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语言作为反映人类认知世界方式的重要工具，其生态意识逐渐受到关注。生态语言学应运而生，旨在分析话语中蕴含的生态态度，批判破坏性话语，倡导有益性话语。生态话语分析作为其核心范式之一，需要一个价值判断的准则，即生态哲学。本研究采纳何伟、魏榕（2018）构建的“和谐、多元、共生、互动”的生态哲学作为分析框架。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最紧迫的全球性生态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与合作的关键平台。各国领导人在此发表的公开演讲，是研究国际社会生态观念变迁的宝贵语料。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5和COP26）上的公开演讲，探讨以下问题：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视角看，发言者关于气候变化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如何实现这些意图？COP15和COP26的话语分别反映了哪些生态理念？两者之间有何差异？最终目标是揭示语言特征如何传递生态概念，洞察人类减缓气候变化的态度演变，以及从2009年到2021年人们生态观念的发展。

研究方法与工作流程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及物性理论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话语分析。整个工作流程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包含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1. 语料选择与来源：

   • 研究语料：研究选取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召开的第15次（COP15，2009年，哥本哈根）和第26次（COP26，2021年，格拉斯哥）缔约方大会上发表的十篇公开演讲，每个会议各五篇。
   • 选择依据：选择这两个会议是因为它们分别处于《京都议定书》到期后需要新合作框架的关键节点，以及《巴黎协定》通过后国际气候行动的新阶段。2009年至2021年这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为观察生态意识形态的演变提供了充足空间。
   • 数据可靠性：为确保真实性，所有演讲文本均从联合国官方网站下载，保证了原始材料的权威性和无偏性。

2. 分析框架建立：

   • 理论基础：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为理论工具，对语料进行过程类型和参与者角色的分析。
   • 生态哲学指导：以“和谐、多元、共生、互动”的生态哲学作为评判话语生态属性和取向的标准，用以区分有益性、矛盾性和破坏性话语。
   • 过程类型定义：研究根据SFL理论，将小句中的过程分为六类：物质过程（表示做或发生）、关系过程（表示是或拥有）、心理过程（表示感觉、认知、情感）、言语过程（表示说）、存在过程（表示存在）、行为过程（表示生理行为）。参与者则分为人类/国家、气候变化、其他自然实体以及与人类和自然无关的事物四类。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 标注与分析：研究者对十篇演讲文本进行了人工标注和量化统计。具体操作包括：识别和统计每个小句的过程类型及其对应的参与者分布。
   • 分析规则：在分析时，只考虑限定性小句（包括宾语从句、状语从句、非限制性关系从句）。并列小句和并列动词短语被分开单独计数。
   • 统计分析：基于标注数据，分别计算COP15和COP16语料中六种过程类型的百分比分布，以及四类参与者的百分比分布。这是研究的定量分析部分。
   • 定性阐释：在量化数据的基础上，结合批评话语分析和和谐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过程类型和参与者构建的生态意义进行深入的定性解读。研究者从语料中提取典型例句，详细阐释其如何体现特定的生态态度和意识形态，并比较两个会议话语的差异。

主要研究结果

对量化数据和定性分析的结合，揭示了以下关键发现：

1. 过程类型的分布特征与生态意义构建：

   • 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在两次会议的演讲中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COP15合计约75%，COP26合计超过90%），构成话语的核心骨架。物质过程主要用于阐述客观气候现状、已采取或将采取的行动（如减排、投资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以及自然状况的变化。研究发现，COP15的话语更多强调“未来应做什么”，而对人类过去破坏行为的自我批评和对地球现状的具体描述不足。相比之下，COP26的话语在描述行动时更为具体和可衡量（例如，中国明确提到“十四五”期间严格控制煤电和煤炭消费增长），反映了从“呼吁行动”到“汇报具体进展”的转变。
   • 关系过程主要用以界定和描述实体间的关系，如人类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例：“气候变化与我们对自然资源的系统性、不可持续消费密切相关”）。它强调了一种静态的、本质性的联系，突出了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和内在关联性。通过关系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强化。
   • 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虽然占比相对较小（尤其在COP26中明显下降），但在激发听众情感和发出呼吁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例如，使用“想象（Imagine）”、“记住（Remember）”等动词的心理过程，以及直接引述或转述他人观点的言语过程，能够有效建立共鸣，呼吁团结行动。COP15的演讲中较多使用这类过程来渲染危机感和呼吁合作。
   • 存在过程尽管比例最小，但其通过“There be”结构强调事实和条件-结果关系的作用不可替代（例：“没有解决热带森林砍伐的办法，就没有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法”），起到了强化语气和突出紧迫性的效果。

2. 参与者的分布变化与生态意识演进：

   • 在参与者分布上，两次会议的演讲都以人类/国家和与人类和自然无关的事物（如协议、资金、技术、经济等）为主，合计占比均超过90%。这反映了气候变化谈判话语的核心始终围绕人类主体的责任、行动及相关社会经济因素。
   • 然而，一个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对自然实体的关注上。COP15话语中，自然实体（包括气候变化及其他自然物）作为参与者的比例约为6.19%（其中“气候变化”占2.65%）。到了COP26，自然实体的总比例上升至约8.01%，其中“气候变化”作为参与者的比例显著提升至4.96%。
   • 这一数据的上升具有深刻含义。它表明在COP26的话语中，自然实体（尤其是“气候变化”本身）被赋予了更高的“主体性”和更凸显的地位。例如，演讲中出现了“我国的环境和人民已开始遭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句子，将“环境”与“人民”并列作为动作的发出者（施动者）。这种语言选择反映了演讲者及背后意识形态将自然置于更受尊重、几乎与人类对等的位置，是生态友好意识增强的语言学证据。

3. 生态观念的历时比较与演进：

   • 研究发现，两次会议的演讲都符合“和谐、多元、共生、互动”的生态哲学，倡导与自然平衡发展、修复和补偿自然。
   • COP15（2009年） 的话语特征表现为：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无国界的挑战；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行动，构建“共同未来”；更多地使用抽象语言描述问题和呼吁，具体行动方案和已取得成果的描述较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多停留在“认识到联系”的层面。
   • COP26（2021年） 的话语则显示出明显进步：技术自信增强，可再生能源等技术被明确视为解决方案的关键驱动力；行动描述具体化，多个国家提出了明确的资金承诺、减排目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更加辩证和务实，承认经济发展必然消耗资源，但强调需要通过投资生态修复（如植树造林）进行补偿，寻求平衡；对自然的主体性赋予更高，如参与者分析所示。这些转变源于2010年至2020年间显著的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增强的信心。

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的结论是：通过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公开演讲的及物性生态话语分析，可以发现其生态观念总体上与“和谐、多样、共存、互动”的生态哲学相一致。更重要的是，从COP15到COP26，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话语实践发生了显著演变，从以抽象呼吁和危机警示为主，转向更多包含具体技术路径、量化承诺和补偿性发展理念的务实行动蓝图。这一演变不仅体现在话语内容上，也体现在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如物质过程的具体化、自然实体参与者比例的提升）。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 * 理论价值：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系统与生态话语分析有机结合，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一个具体、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丰富了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历时比较，揭示了生态意识形态如何在重大国际事件的话语中得以构建和演变。 * 实践价值：为如何撰写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环保公共演讲提供了语言学洞见，例如如何平衡使用不同过程类型来传递事实、建立关系和激发情感。研究揭示了语言如何微妙地反映和塑造公众的生态意识，提醒全球公民注意自身话语的生态影响。 * 社会价值：研究证实了社会发展的积极趋势，即技术进步与生态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提升。它强调了人类在协调自然、商业与技术之间平衡的关键作用，并指出在这一崇高事业中仍有广阔的进步空间。

研究亮点

1. 研究视角新颖：聚焦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一最高级别、最具代表性的全球环境治理平台上的官方话语，语料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典型性。
2. 历时对比设计：跨越十余年（2009 vs. 2021）选取两个关键历史节点的会议语料进行对比，能够有效揭示全球气候治理话语和生态观念的动态演变过程，而非静态快照。
3. 方法融合与深化：成功地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精细语法分析工具（及物性）与生态话语分析的宏观价值批判目标相结合，并通过定量统计（过程与参与者分布）与定性阐释（例句生态意义分析）相互印证，使研究发现坚实可信。
4. 发现具有洞察力：不仅证实了生态观念的进步，更通过细致的语言特征分析（如COP26中“气候变化”作为参与者比例翻倍）揭示了这种进步在语言微观层面的具体表现，提供了传统内容分析难以捕捉的深刻洞察。

其他有价值的补充

研究在讨论部分还简要涉及了隐喻的分析，例如COP15演讲中将气候危机比作“正在关闭的门”，这揭示了话语社区的认知取向，丰富了参与者分析的内涵。作者在结论部分也坦诚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一是语料来源仅限于两次会议，限制了更宏观趋势的概括；二是人工标注方法在处理大规模语料时存在效率限制。为此，作者建议未来研究可以拓展到诗歌、广告、标语等多种话语类型，并探索结合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工具，开发更高效的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分析工具，以推动生态话语分析领域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