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沟通中信息框架对公众情绪影响的研究报告

一、 研究作者、机构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中心（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Teresa A. Myers和Edward W. Maibach、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merican University）的Matthew C. Nisbet，以及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School of Forestry, Yale University）的Anthony A. Leiserowitz合作完成。该研究成果以通信（Letter）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Climatic Change》（《气候变化》）2012年第113卷，文章于2012年1月18日收稿，2012年5月22日接受，并于2012年6月28日在线发表。

二、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属于环境传播与公众认知科学的交叉领域。其核心背景在于，尽管气候变化科学共识日益增强，但有效动员美国公众支持并参与气候减缓（mitigation）与适应（adaptation）行动仍面临巨大挑战。传统的沟通方式常将气候变化框定为环境问题或政治议题，这可能难以触及所有公众群体，尤其是那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或漠不关心态度的人群。

先前的研究指出，信息框架（framing）——即选择性地强调问题的某些方面以塑造认知与讨论背景——对公众理解和支持复杂议题具有关键影响。研究者们假设，将气候变化与公众更切身相关、情感上更易产生共鸣的议题（如公共健康、国家安全）相联系，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沟通策略。特别是，公众健康框架被认为能跨越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因其直接关联到个人与家庭的福祉。

然而，这些假设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尤其是在不同“受众细分”（audience segmentation）群体中的差异化效果。此前的研究已经识别出美国公众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存在六个截然不同的“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即“全球变暖的六个美国”（Global Warming’s Six Americas），从“警觉者”（Alarmed）到“排斥者”（Dismissive），形成一个连续谱。不同细分群体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情感反应在信息处理和行为决策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情感不仅是认知的先导，其本身也能作为框架影响后续信息的解读。积极情感（如希望）能促进参与和支持，而消极情感（如愤怒）则可能产生复杂甚至适得其反（boomerang）的效果，取决于愤怒的指向和受众的既有立场。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一项受控信息实验，实证检验不同信息框架（环境、公共健康、国家安全）在激发美国不同受众细分群体情感反应（特别是希望与愤怒）方面的效果。研究目标是评估这些替代性框架在促进公众支持气候行动方面的潜力与风险，为科学的气候传播实践提供证据基础。

三、 研究详细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一项随机对照的在线信息实验，具体流程如下：

1. 研究设计与样本：研究于2010年12月进行，通过在线调查平台招募了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美国居民样本，总样本量为1,127人。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三个实验条件组之一。
2. 实验刺激材料（信息框架）：研究者设计了三种主题相同但框架不同的新闻文章，每篇约610词，结构一致，但分别强调气候变化的不同维度：
   • 环境框架：强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减缓和适应行动对生态系统的益处。
   • 国家安全框架：强调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相关行动对加强国家安全的益处。
   • 公共健康框架：强调气候变化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以及相关行动对改善公共健康的潜在益处。
   • 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其中一篇文章：环境框架组376人（33%），国家安全框架组351人（31%），健康框架组400人（36%）。
3. 受众细分测量：在实验干预前，研究者依据Maibach等人（2011）开发的“六个美国”细分方法，根据参与者在气候变化相关态度、信念、知识、偏好和行为上的一系列问题，将其归类到六个细分群体之一：“警觉者”（Alarmed，16%）、“关切者”（Concerned，21%）、“谨慎者”（Cautious，22%）、“游离者”（Disengaged，10%）、“怀疑者”（Doubtful，17%）和“排斥者”（Dismissive，14%）。这种细分确保了能够分析框架效果在不同预设立场群体中的差异。
4. 情感反应测量（因变量）：在阅读文章后，参与者被要求指出文章中哪些句子让他们感到“充满希望”（hopeful），哪些句子让他们感到“愤怒”（angry）。具体方法是让参与者在文章页面上点击触发相应情感的句子。随后，研究者分别计算每个参与者点击的“希望句子”和“愤怒句子”的数量，作为衡量其情感反应强度的计数变量。
5. 数据分析方法：为了检验不同受众细分对三种信息框架的情感反应差异，研究者创建了受众细分与信息框架的交互项。由于因变量（希望和愤怒的句子计数）是计数数据，研究采用了泊松回归（Poisson regression）模型来拟合数据，预测希望和愤怒的反应。所有分析均使用了事后分层权重，以使样本在人口统计学和受众细分特征上与全国总体匹配，确保结果的代表性。分析重点在于检验“受众细分×信息框架”交互作用的显著性，以判断不同框架对不同群体的效果是否不同。

四、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得出了关于希望和愤怒情感反应的详细发现：

1. 对希望情感的激发效果：

   • 总体趋势：在控制受众细分后，公共健康框架最能激发希望感，其次是环境框架，国家安全框架产生的希望感最低。信息框架的主效应达到边际显著水平。
   • 细分群体差异：框架的效果因受众群体而异，交互作用显著。对于处于中间立场和怀疑立场的群体——谨慎者、游离者和排斥者——公共健康框架比环境或国家安全框架激发出显著更多的希望感。这是关键发现，表明健康框架在触及最难以沟通的群体方面具有独特潜力。
   • 其他群体：“警觉者”对所有框架都表现出较高的希望感，其中国家安全框架略高；“关切者”则在环境框架中感受到最多的希望。
   • 数据支持：模型估计的边际均值显示，例如，对于“排斥者”，健康框架下的希望感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框架。具体而言，在所有接受健康框架信息的参与者中，有57%的人对一段关于“重新设计城市以促进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的行动建议表达了希望，这段话将减排与改善身体健康（如减肥、强健骨骼、保持思维敏捷）直接联系起来。

2. 对愤怒情感的激发效果：

   • 总体趋势：在控制受众细分后，国家安全框架最容易引发愤怒情绪，其次是环境框架，而公共健康框架引发的愤怒最少。
   • 细分群体差异：交互作用同样显著。最值得注意的发现是，怀疑者和排斥者对国家安全框架的反应最为愤怒，而对公共健康框架的愤怒反应最弱。例如，在国家安全框架下，他们最愤怒的句子涉及“美国国防部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报告将全球变暖列为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以及“限制全球变暖是‘双赢’的，既能减少风险又能改善国家安全”等表述。
   • 其他群体：“警觉者”对国家安全框架也表现出较高的愤怒（可能源于对国家应对不力的不满），而“关切者”对环境框架的愤怒反应更强（可能源于对生态破坏的担忧）。“谨慎者”和“游离者”无论面对何种框架，愤怒情绪都相对有限。
   • “回旋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的风险：研究指出，愤怒可能导向不同的行为。对于相信气候变化的群体（如警觉者），愤怒可能促使他们支持气候行动；但对于怀疑和排斥群体，由国家安全框架引发的愤怒，其目标很可能是沟通信息本身或信息来源（如认为其试图将气候变化与他们重视的国家安全议题不当捆绑），这可能导致他们更加反对气候行动，即产生“回旋镖效应”。补充材料中的句子分析支持了这一解读。

五、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1. 公共健康框架在气候沟通中具有广泛且积极的潜力：它能跨越不同受众细分，最有效地激发与支持气候行动相一致的希望感，同时在所有框架中引发的愤怒情绪最少。这验证了将气候变化“本地化”、“人格化”为健康议题的有效性。 2. 国家安全框架需谨慎使用：尽管常被认为能吸引保守派关注，但本研究显示，该框架在怀疑和排斥群体中引发了最强的愤怒反应，存在引发抵触和反效果的风险。这表明，简单地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挂钩可能适得其反，激化对立情绪。 3. 传统环境框架效果有限：对于中间和怀疑立场的公众，环境框架在激发希望或平衡愤怒方面并未表现出优势，凸显了超越传统环境叙事进行沟通的必要性。 4. 受众细分与情感反应的交互至关重要：沟通效果高度依赖于目标受众的预设立场。一刀切的信息策略可能无效甚至有害。成功的沟通需要基于对受众的精细理解进行定制化信息设计。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首次系统地比较了不同信息框架在激发关键情感维度上的效果，并揭示了这些效果在不同预设立场公众中的复杂差异。它将“框架理论”与“情感研究”及“受众细分”模型相结合，为理解气候传播的心理机制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

应用价值在于：为气候科学家、传播者、政策倡导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实证依据。它强烈建议在面向广大公众，特别是尚未积极关注或持怀疑态度的群体进行沟通时，优先采用公共健康框架。同时，它警示了使用国家安全等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框架时需进行的风险评估和受众分析。研究强调了基于证据、针对性强的传播策略对于推动公众参与气候行动的重要性。

六、 研究亮点

1. 重要的实证发现：明确揭示了公共健康框架在激发希望和减少愤怒方面的优越性，以及国家安全框架对怀疑和排斥群体可能产生的“回旋镖效应”。这些发现直接挑战了当时一些关于如何接触保守派受众的流行假设。
2. 新颖的研究设计：将随机对照实验与成熟的“六个美国”受众细分模型相结合，使得研究者能够不仅检验框架的总体效应，更能深入剖析框架与受众预设立场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研究设计精巧且富有洞察力。
3. 聚焦情感维度：在当时气候变化沟通研究多关注认知（如知识、风险感知）和部分行为意向的背景下，本研究系统地将希望和愤怒等离散情感作为核心因变量进行测量和分析，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维度。
4. 方法上的严谨性：采用全国代表性样本、随机分配、使用计数数据的适当统计模型（泊松回归）并进行加权处理，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内在效度和外部效度。

七、 其他有价值的讨论

研究者在讨论部分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方向： 1.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实验环境相对单纯。在现实传播中，信息传递者（messenger）的身份与框架是否匹配、信息传递渠道（媒体vs面对面）、竞争性框架的存在、所提议政策行动的具体性质，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如经济状况、政治极化）都可能影响框架的实际效果。 2. 愤怒的指向与后果：研究虽然识别了愤怒反应的差异，但指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愤怒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如是对信息不满，还是对议题本身愤怒），以及这种愤怒如何具体转化为反对或支持行动。 3. 呼吁进一步研究：文章强调需要更多研究来理解框架如何通过与情感的交互，最终塑造公众的决策和行为，为构建更完善的气候传播理论奠定了基础。

这项研究为基于证据的气候变化公众沟通提供了关键性的洞见，强调了“对症下药”和“以希望为导向”的传播策略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