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告：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如何抑制企业舞弊
一、 作者、机构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四位学者合作完成。主要作者为Zhongyi Xiao，其所属机构包括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中国重庆）、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中国澳门）以及西南政法大学审计与法治研究中心（中国重庆）。合作作者包括Haitao Chen（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中国珠海）、Weiping Li（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中国珠海；澳门城市大学金融学院，中国澳门）以及Wai Yan Shum（香港恒生大学经济与金融学系，中国香港）。该研究成果以题为“The ethical edge: how Confucianism in audit firms prevents corporate fraud”的论文形式，发表于学术期刊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第40卷第7期（2025年），页码为1100-1135。论文于2024年7月26日收到，经修订后于2025年7月3日被接受发表。
二、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属于公司金融、审计学与公司治理的交叉领域，特别聚焦于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文化价值观）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的动因源于两个主要的学术脉络。首先，现有文献表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能够重塑公司治理。儒家强调基于角色差异的道德义务，其核心规范——忠、仁、义、礼、智、信——与现代商业伦理存在契合点。已有研究证实，企业内部人员的儒家价值观会影响少数股东侵占、投资效率、股价崩盘风险、绿色投资、现金持有及盈余管理等行为。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公司内部人（如高管、董事）的儒家文化背景，而忽视了公司外部人，特别是审计事务所所承载的儒家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企业舞弊是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对企业和资本市场危害巨大。相较于欧美成熟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弊问题更为突出。现有研究虽然探讨了董事会特征、CEO关联等内部因素以及审计任期、事务所规模等外部审计特征对舞弊的影响，但关于审计事务所的非正式制度（如文化伦理框架）如何影响企业舞弊的机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都缺乏深入探索。虽有研究指出儒家道德会影响审计费用和判断，但尚未直接将其与企业舞弊联系起来。
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文献空白，核心目标是探究中国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背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审计客户的舞弊行为。研究试图揭示儒家原则在现代审计实践中的持久相关性，特别是在促进有效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并强调非正式制度在抑制企业舞弊方面的全球意义。
三、 研究设计与详细流程
本研究采用大样本实证分析方法，主要流程包括样本构建、变量度量、模型设定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
1. 样本与数据 研究初始样本为2009年至2021年间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选择2009年为起点是为了避免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干扰。财务与股票市场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企业舞弊数据及用于衡量儒家文化的进士地理分布数据来自CNRDS数据库。在合并数据后，研究者排除了：（1）金融行业公司；（2）被特殊处理（ST、*ST）的公司；（3）信息缺失的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24,18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2. 关键变量度量 * 因变量：企业舞弊（Fraud）。采用两种方式度量：一是舞弊频率（Fraud），即公司当年被中国证监会（CSRC）处罚的舞弊行为数量的自然对数（加1）；二是舞弊虚拟变量（FraudDummy），若公司当年有舞弊行为则取1，否则为0。 * 核心自变量：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Confu200）。借鉴Du等（2014）和Fan与Xu（2022）的方法，采用地理接近性进行度量。具体而言，Confu200定义为审计事务所地理位置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明清两朝产生的进士数量的自然对数（加1）。明清时期，科举制度（Kējŭ）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进士作为科举最高功名获得者，既是当地儒家氛围的产物，也是儒家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和实践者。因此，一个地区历史上的进士数量可以反映该地区儒家文化的深厚程度。研究者假设，位于儒家文化浓厚地区的审计事务所，会潜移默化地受到该文化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增强稳健性，研究还构建了三个替代指标：Confu100（100公里半径）、Confu300（300公里半径）以及Distance7（审计事务所与中国七个著名儒家中心平均地理距离的自然对数）。 * 机制变量：企业儒家伦理与公司治理。 * 儒家伦理：为检验审计事务所儒家文化是否通过向客户公司“输出”儒家伦理来抑制舞弊，研究构建了对应“忠”和“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代理变量。 * 忠（Zhōng, Loyalty）：用代理成本衡量，代理成本越高，忠诚度越低。代理成本由经营费用率、剩余损失率和代理能力的标准化值加总得到。 * 仁（Rén, Benevolence）：用企业社会贡献度（税收、员工薪酬、利息、捐赠及股东利润之和占总资产比例）衡量。 * 义（Yì, Righteousness）：用利益相关者保护衡量，若公司披露了保护员工和供应商的措施则取1，否则为0。 * 礼（Lĭ, Discipline）：用业务招待费（扣除高管薪酬后的管理费用占总资产比例）衡量，反映企业在维护关系（Guānxì）上的投入。 * 智（Zhì, Wisdom）：用公司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衡量，反映对知识和创新的重视。 * 信（Xìn, Integrity）：用商业信用（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之和占总资产比例）衡量，反映企业的信誉。 * 公司治理：采用公司治理质量指数（CGI）、投资效率（基于Richardson模型残差绝对值，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以及信息透明度（盈余透明度、会计透明度、公司透明度和内部控制披露）等多个指标来衡量。 * 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托宾Q、上市年龄、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经营活动现金流、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CEO两职合一、产权性质（是否为国企）以及地区市场化指数，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3. 实证模型与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Pr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Fraud_i,t = α + β1 Confu200_i,t + β2 ControlVariables_i,t + Year + Industry + ε_i,t 若β1显著为负，则支持假设H1a（审计事务所儒家文化抑制舞弊）；若显著为正，则支持假设H1b（促进舞弊）。
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增强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进行了大量严谨的检验： * 工具变量回归（2SLS）：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如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研究采用了两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1. CT200：审计事务所200公里半径内明清时期建立的孔庙数量的自然对数。孔庙作为儒家教育和祭祀中心，其分布主要取决于历史和文化因素，而非当代经济因素，且不太可能通过审计事务所儒家文化以外的渠道影响客户公司舞弊。 2. Death_Rate：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导致的地区人口损失率（相对于战前人口）。这场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运动对儒家文化进行了猛烈冲击，破坏了孔庙和儒家典籍，可能导致受影响地区的儒家传统减弱。该历史外生冲击应仅通过影响当地审计事务所的文化背景来间接影响客户舞弊。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均与Confu200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的回归中，Confu200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统计检验（如Cragg-Donald F检验、Hansen J检验）支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从而强化了因果推断。 * 替代模型设定：包括使用泊松回归（因舞弊次数为计数变量）、Logit模型、加入省份-年度联合固定效应、使用滞后一期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同时考虑舞弊发生和舞弊被发现的概率）进行估计，核心结论均保持稳健。 * 替代儒家文化度量：使用Confu100、Confu300和Distance7作为核心自变量的替代指标，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 排除干扰因素： * 剔除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观测值，以排除非汉族主流文化的潜在影响。 * 为排除客户公司自身儒家文化的混淆效应，研究进行了多重检验：① 剔除审计事务所与客户公司位于同一城市的样本；② 在回归中直接控制客户公司自身的儒家文化（Fconfu200）；③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造可比样本；④ 利用客户公司更换审计师这一外生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审计师儒家文化水平变化对客户舞弊的影响。所有这些检验均支持基准结论。 * 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审计费用和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排除审计努力和审计声誉的替代性解释，结果依然稳健。
5. 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 儒家伦理渠道：研究将样本按企业各项儒家伦理指标的中位数分组。结果显示，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对舞弊的抑制作用，在客户公司“忠”、“仁”、“义”、“礼”、“智”水平较低的组中更为显著。这表明，审计事务所的儒家实践可能通过补充或强化客户公司这些方面的伦理水平来抑制舞弊。对于“信”，效应在诚信水平较高的公司组更显著，暗示儒家文化可能帮助已注重诚信的公司进一步遏制舞弊。 * 公司治理渠道：回归分析表明，Confu200与公司治理质量指数（CGI）显著正相关，与投资不足（UnderIE）显著负相关（但对过度投资影响不显著），且与各项信息透明度指标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可能通过提升客户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来减少舞弊机会。 * 与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研究引入城市商业信用环境指数（CEI）作为客户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交互项分析发现，审计事务所儒家文化对舞弊的抑制作用在正式制度较弱（CEI较低）的地区更强。这表明，在正式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的环境下，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发挥重要的替代性治理作用。 * 对不同类型舞弊的影响：将舞弊分为经营舞弊、高管舞弊、信息披露舞弊和其他舞弊四类。结果显示，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主要显著抑制了信息披露舞弊和其他舞弊（这两类占观测到的舞弊总数的87.6%），而对经营舞弊和高管舞弊的影响不显著。这与外部审计的核心职责——审查财务报告、确保信息披露质量——高度吻合。
四、 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系统性地支持了假设H1a，即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显著抑制了其审计客户的舞弊行为。
五、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审计事务所所承载的儒家文化，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非正式治理机制，显著降低其审计客户的企业舞弊行为。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审计师将儒家伦理（忠、仁、义、礼、智）融入执业过程，并对客户公司产生道德溢出效应，提升其伦理水平；二是儒家文化强化了审计师的尽职精神和独立性，从而提升了审计质量，改善了客户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此外，这种文化治理效应在正式制度薄弱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 * 理论贡献： 1. 深化了非正式制度在审计领域影响的讨论，首次从儒家伦理视角，系统论证了审计师文化价值观对客户公司行为（舞弊）的经济后果，拓宽了基于东方哲学传统的审计伦理价值认知。 2. 丰富了企业舞弊决定因素的研究，首次提供了大样本证据，证明审计事务所的儒家文化与企业舞弊存在负相关关系，扩展了我们对审计特征如何影响舞弊的理解。 3. 拓展了儒家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将视角从公司内部人延伸至外部审计师，验证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在中国情境下的作用。 4. 深入剖析了审计师儒家文化抑制舞弊的作用渠道，不仅从审计质量、信息透明度等传统公司治理角度，还直接检验了通过影响客户公司儒家伦理的路径，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框架。 * 实践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在推动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过程中，除了完善正式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培育和重视会计师事务所乃至整个商业社会的伦理文化底蕴同样至关重要。对于监管机构、事务所和公司而言，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治理价值，并有意识地引导和弘扬“忠、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与职业操守的结合，可能成为抑制财务舞弊、提升审计质量的一条有效路径。 * 全球启示：虽然研究基于中国儒家文化背景，但其发现具有普遍意义。儒家文化是许多东亚国家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研究结论对这些国家的商业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同时，儒家所强调的忠诚、仁爱、正义、纪律、智慧等美德，在不同传统文化中均有共鸣。本研究为探讨文化与商业实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来自儒家文化场景的实证证据，强调了传统美德在当代商业环境中的持续相关性。
六、 研究亮点
七、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在文献综述部分清晰地梳理了企业舞弊决定因素（从内部治理到外部审计）、儒家文化背景及其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本文的假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研究也客观讨论了儒家文化可能存在的“双刃剑”效应（如过于强调“关系”和“和谐”可能损害审计独立性和法律意识），并通过对立的H1a和H1b假设进行了检验，最终由数据支持了其积极的治理面，体现了研究的辩证性。附录部分详细列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和度量方法，确保了研究的可重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