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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旭（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2期发表了题为“自我与身体：郭沫若早期写物诗的‘抒情’与‘物质性’”的文章。本文探讨了郭沫若早期诗歌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写物模式，即以《梅花树下醉歌》为代表的“抒情写物诗”模式和以散文诗《女尸》为代表的“身体书写”模式，并分析了这些模式背后的思想基础和影响。

文章首先指出，“抒情”是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普实克（Průšek）将“抒情”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这类文学是个人从封建传统中解脱的象征。这一观点为王德威视“抒情”为新文学的另一大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许多学者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都强调过抒情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在新诗的历史中，“抒情”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话语往往也必须同抒情勾连在一起才得以成立。白话诗运动时期，抒情主义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至1930年代中期已铭刻为新诗理论的“霸权结构”。

郭沫若早期对诗的理解是“一元论”的，他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这种情感论暗含着某种社会性和实践性，但其核心在于由抒情所建构的主体性本身。在这种“主情论”的统治下，早期郭沫若的诗歌基本都可以被视为是抒情诗。然而，在他近20首“写物”的作品中隐含着一组矛盾——表面上主情的写作模式与写物诗不得不涉及的对“物”的呈现之间的矛盾。

第一种写物模式体现在《梅花树下醉歌》中，该诗采用了英国浪漫派的模式，类似于雪莱（Shelley）的《致云雀》。这首诗先把“梅花”呼唤到诗中，然后层层递进赞美它，使梅花逐渐“象征化”。随着抒情的展开，原本“物质性”的梅花变成了“象征性”的梅花。这种现象被新物质主义批评家比尔·布朗（Bill Brown）称为“物的吊诡”（the paradox of things），即当物的物质性消失殆尽时，抒情主体才显示出其终极性质：一个试图完全独立于客体世界之外的“唯我”的主体。

郭沫若诗歌的许多特征都可以在此种“物的吊诡”中得到解释。例如，他对泛神论的偏爱不仅是一般认为的“主情主义”的征兆，更是一种奇特的唯我论的泛神论。在他的观念中，自我既是自身的“小我”，同时也是某种抽象的、唯一的“大我”。为了完成自我，他者必须被理解为我，而物的物质性则成为必须被消灭的东西。

第二种写物模式体现在散文诗《女尸》中。这首诗不同于郭沫若早期大多数忽略物质性的诗歌，而是专注于刻画外物细节。诗中的“睡神”“茉莉”等喻体虽未脱英国浪漫派常见的隐喻模式，但诗歌表达的情绪却同后者相去甚远。诗人对女尸的观看并未引出任何哀恸或对生死的求索，相反，他在一种内在的愉悦中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这种倾向反映了郭沫若受到日本现代文学和自身“解剖室”经验的影响，形成了恶美和精细化等特征，背后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另一种强调“认知”的诗人主体。

郭沫若的这种身体想象罕见地包含了一种物质性的因素，它同“快感”的呈现有着隐秘的关联，意味着郭沫若诗歌在自我意识与科学精神之外的第三种倾向——一种唯美—颓废主义的倾向。《女尸》就是这方面极有代表性的作品。郭沫若这类唯美—颓废主义风格的作品大致上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于身体的兴趣，尤其是解剖、处置身体的兴趣；二是对身体的处置／描写过程中所产生的快感、美感；三是写法上的精致细腻。

按照卡林内斯库（Calinescu）的研究，极度的精细和“欣快症”般的审美主义总是成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共同构成了颓废主义风格的特征。这种风格可以追溯到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其狂欢般的残暴与精湛细腻的笔法影响了19世纪的颓废主义者。薛雯发现古罗马人一方面偏爱残暴，另一方面又有一种“道德臆想症”，强调艺术反映内心的自由意志。事实上，偏爱残暴与道德臆想并不矛盾，它们都是象征性地实现现实中难以存在的想象和内心欲望，都是主体性旺盛的产物。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主体性同常见的“主观化”的概念是两回事，唯美—颓废主义绝非惯常所理解的某种对客体世界毫无兴趣的主张。借用解志熙的总结：“真正的唯美主义其实远非那著名口号‘为艺术而艺术’所标榜的那样，只是一个纯艺术的或者说形式主义的文学思潮，倒是颇有一些很不单纯的非艺术因素和人生焦虑的。同样，真正的颓废主义也并非一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指创作上的某些病态倾向和不健康趣味，而是包含着相当深刻复杂的生命情怀和人文情结的。”

郭沫若早期诗歌显性的“诗是抒情”之外，还存在着隐性的“诗是认知”。当《天狗》中出现“我在我神经上飞跑”等诗句时，其逻辑就不再是通常情况下的“物的自我化”，而是完全相反地成为了“自我的物化”。米家路详细地分析《天狗》一诗“自我模塑”的过程，注意到这段具有“自我的物化”性质的诗句的重要性，借用拉康的学说，他认为这一段正意味着“内在的‘我呀’与外在主体构成之间的分离”，这一过程在主体自我的建构中不可或缺。《天狗》中主体的建构其实正是以认知的形式呈现的，“吞”“跑”等核心行为，都是认知的象征。这个主体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星球”“宇宙”“x光线”“energy”背后的现代科学体系被主体所把握。

郭沫若早期诗歌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写物模式，即以《梅花树下醉歌》为代表的“抒情写物诗”模式和以散文诗《女尸》为代表的“身体书写”模式。前者因为“抒情”因素极端化而忽略了物象的物质性因素，背后是郭沫若“唯我论”的诗人主体；后者则是受到日本现代文学和自身“解剖室”经验的影响，形成的恶美和精细化等特征，背后是唯美—颓废主义影响下的另一种强调“认知”的诗人主体。这两种模式既创造了早期新诗在胡适以外的写物范式，也对新诗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