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于197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了经典论文《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该文并非原创实证研究报告，而是一篇理论社会学论文，旨在通过分析人际网络中的一个微观维度——关系强度，论证社会网络分析如何成为连接微观个体互动与宏观社会模式的桥梁。
论文的核心论点在于：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强度，决定了他们各自社交网络重叠的程度。关系越强，共同的朋友越多；关系越弱或不存在，则重叠越少。格兰诺维特进一步提出，强关系往往集中在紧密的小群体内部，而弱关系则更可能充当连接不同群体之间的“桥”（bridge）。由于新信息、新观念和影响力更容易通过桥在不同圈子之间流动，因此弱关系虽在情感上不显著，却在扩散（diffusion）、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和社区组织（community organization）等宏观现象中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在理论论证上，论文首先通过时间投入、相似性和认知平衡（cognitive balance）理论，解释了为何强关系会导致朋友网络的重叠。如果A与B、A与C之间都是强关系，那么B和C由于都与A相似且与A频繁互动，最终也极有可能相互认识。由此，论文推导出“禁止三元组”（forbidden triad）这一重要概念：A与B、A与C均为强关系，而B与C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格兰诺维特认为这种配置在真实社会网络中极少出现，并以此作为后续推论的基石。
由禁止三元组的缺失可以推导出：强关系几乎不可能成为桥。因为如果A与B是强关系，且A与C也是强关系，那么为了防止三元组出现，B与C之间必然存在关系，于是A与B之间的信息可以通过A-C-B的路径传播，A-B便不再是唯一通路。相反，弱关系不受此限制，因此所有的桥都必然是弱关系。不过格兰诺维特也指出，并非所有弱关系都是桥，许多弱关系只是局部桥（local bridge）或非桥。在大型网络中，绝对的桥很少见，局部桥在信息扩散中更具现实意义。局部桥的度数越高，它对群体间连接的作用就越大。
在扩散过程的讨论中，格兰诺维特引用了戴维斯（Davis）的观点：信息流动概率与两点间所有正向路径数量成正比，与路径长度成反比。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弱关系作为局部桥创造更多且更短的路径，删除平均弱关系对传播概率造成的损害将大于删除平均强关系。这意味着通过弱关系传播的谣言或创新，能覆盖更多人、跨越更大的社会距离，而通过强关系传播则容易被限制在少数小圈子内，桥无法被跨越。
论文进一步将这一理论与“小世界”研究及社会计量学证据相关联。米尔格拉姆（Milgram）的信件传递实验中，当白人传递者将信件交给黑人熟人而非朋友时，链条完成率从26%提升至50%。拉波波特（Rapoport）和霍瓦特（Horvath）对中学生友谊网络的分析也发现，通过第一、第二朋友（强关系）传播所能达到的人数最少，而通过第七、第八朋友（弱关系）达到的人数最多。这些证据支持了弱关系在信息扩散中的优势。
在个人层面，格兰诺维特以自己完成的劳动力市场调查作为案例。对波士顿郊区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换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通过人际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中，16.7%经常与该联系人见面，55.6%偶尔见面，27.8%极少见面。可见大多数有效的工作信息来自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这证明在工具性行动（instrumental action）中，网络结构优势压倒了强关系带来的动机优势。弱关系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它们将个体连接到与自己社交圈不同的群体，带来非冗余信息。
在社区层面，论文探讨了弱关系对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格兰诺维特以波士顿西区（West End）为例，该社区虽内部凝聚力强，却无法有效组织起来反对城市更新计划。原因是西区居民的社会生活几乎完全围绕家庭和亲密朋友圈，缺乏组织参与和社区内的工作关系，导致弱关系极少且几乎没有桥。因此整个社区虽然由许多紧密的小圈子组成，但圈子之间相互隔离，信息、信任和组织热情无法跨越群体传播，整体呈现碎片化。与此相对，查尔斯顿（Charlestown）社区由于组织生活丰富、男性大多在本区工作，形成了大量桥接性的弱关系，因此成功组织了反抗。格兰诺维特由此提出，弱关系在社区中扮演着将局部团结转化为整体行动能力的角色。
在理论对话方面，格兰诺维特将弱关系原则与戴维斯、霍兰德和莱因哈特（Davis, Holland & Leinhardt）的小群体传递性模型进行了对比。后者认为社会计量选择具有传递性，但格兰诺维特认为传递性的程度取决于关系强度：双方关系均为强时传递性最高，均为弱时最低。因此他的模型更适合分析群体间关系以及难以用面对面群体定义的松散社会结构，而非仅限于小群体内部结构。
论文最终强调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不是理论奢侈，而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弱关系理论产生了反直觉的悖论：通常被批评为导致疏离的弱关系，实际上是个体获取机会和整合进社区所不可或缺的；而强关系虽带来局部团结，却往往导致整体断裂。这一视角为研究社会不平等、信息传播、社区治理和社会资本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