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异语写作”到“无本回译”——关于创作与翻译的理论思考》一文的学术报告
本文作者为王宏印，其所属机构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该文发表于《上海翻译》（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ors）2015年第3期。
本文的核心主题是探讨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及其理论构建，即针对那些并非以母语创作、而是以外语（异语）描写本族文化内容的作品（如林语堂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将其再翻译回母语时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者旨在通过对“异语写作”（non-native language writing）和“无本回译”（text-less back translation）这两个关键概念的修订、深化与系统化，构建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以阐明此类翻译现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期望这一探索能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文化反哺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产生启发。
一、 理论背景与核心概念的演进
作者首先回顾了“无本回译”概念提出的理论背景。这一思考源于指导博士生以林语堂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及其多个汉译本为案例的研究。作者发现，现有的翻译理论，如针对《蒙古秘史》提出的“古本复原”理论、针对《论语》英译副文本回译的“往复翻译”理论、纽马克的“检验性回译”、图里的“伪译”（pseudotranslation）理论以及“自译”（self-translation）理论，均无法完全涵盖或准确解释《京华烟云》这类文本的翻译特性。因为这类作品在目标语（此处为汉语）中并无现成的“原本”，其“回译”并非基于语言上的同一原文，而是朝向一个文化上的“本源”。因此，作者最初提出了“无根回译”（rootless back translation）的概念。
然而，经过进一步思考，作者认为“无根”的表述不够准确。因为这类作品虽无现成的文本之“本”，却深深植根于其所属的文化之中。因此，作者将概念修正为更为精准的“无本回译”（text-less back translation），强调其“缺乏文本根据，但有文化根基”的核心特征。这一修正并非字面游戏，而是触及了翻译的本体论认识：文化是文本之根，文本是文化之表；翻译的本体是文本，其过程涉及语言能指的改变，但始终指向文化所指。
基于此，作者推导出一系列理论认识： 1. 文化是文本的根基，文本是文化的表征。 2. 在文本与文化之间，语言作为能指，文化是所指。 3. 翻译中，语言能指的改变不可避免会导致文化所指的某种改变（如信息缺失、扭曲），这是翻译的本质矛盾。 4. 翻译过程具有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这导致了翻译结果的不可复制性和翻译理论的描述局限性。 5. “无本回译”以异语创作的文本为翻译起点，以本土文化为潜在参照和回归目标。 6. 由于各种因素介入，“无本回译”不可能产生唯一的标准译本，译本之间更多是互补或相异关系，并可能无限趋近但无法完全还原文化基质。 7. 对此类现象的研究兴趣会随着代表性作品和理论突破的出现而经历兴起、满足到可能衰减的过程。
二、 “异语写作”的类型学分析
为了深化对“无本回译”源头的理解，作者对“异语写作”进行了细致的类型学划分。 1. 作者类型： * 本国作者：指中国作家用外语创作关于中国文化内容的作品，如杨宪益的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宋庆龄的英文《孙中山传》。他们对本族文化有原生、深刻的认识。 * 侨民/华裔作者：指具有中国血统但定居海外的作者用外语创作，作品中常融合或冲突着中西文化，如林语堂、张爱玲、谭恩美（Amy Tan）。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可能是继发性的。 * 外国作者：指非中国籍作者用其母语创作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如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的《大唐狄公案》（A Judge Dee Mystery）、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其视角是外部的，但可能达到某种深度的理解。 2. 文本类型： * 游记类：如早期汉学家（如马可波罗）的旅行记，是海外汉学的起始阶段。 * 纪传类：包括自传（如杨宪益自传）和他传（如林语堂《苏东坡传》、外国人所著《李鸿章传》等）。 * 学术类：指用外语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英文版、夏志清（C. T. Hsia）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若愚（James J. Y. Liu）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 文学类：特指用外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如高罗佩的侦探小说、一些当代诗人的英文诗歌、庞德（Ezra Pound）的《华夏集》（Cathay，虽为译诗集，在西方常被视作创作）。
三、 “异语写作”与“无本回译”中的具体翻译问题
作者结合实例，详细剖析了在此类文本产生和回译过程中出现的具体、复杂的翻译问题。 1. 异语写作中的翻译问题： * 显性翻译：作者在写作中直接引用中文典籍或诗文时，自行将其翻译成外文。例如，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为阐明概念而亲自翻译了大量中文引文，并说明了其翻译原则（力求意义准确明了，兼顾原文风格）。 * 隐性/潜在翻译：作者在描述中国文化概念、习俗、事物时，其外语表达在本质上是一个从内在汉语思维到外语表达的“翻译”过程。例如，林语堂在写作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英文表述，往往是脑中汉语概念的译写。 2. 无本回译中的翻译问题： * 书名/标题的变动：回译时书名常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期待和出版需求进行调整。例如，金安平（Jin Anping）的 The Authentic Confucius: 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被译为《孔子：喧嚣时代的孤独哲人》，强化了哲学与时代的共鸣感；杨宪益自传英文名 White Tiger 源自其“白虎星”命相的典故，中文版则采用《漏船载酒忆当年》，更具文学意境和本土文化联想。 * 副文本的处理：序、跋、注释等副文本的回译需考虑文化语境转换。译者可能需要补充说明原作者的写作背景、意图，或对文本进行编辑说明。例如，《窥视紫禁城》译序中说明了原书结构、删节原因（删去可读性差的旅行日志数据部分）以及翻译中遇到的语言难题（满、蒙文词汇及转译失真的专名）。 * 正文翻译的文化还原与调整： * 专有名词与表述习惯：需要将异语写作中可能不符合中文习惯的拼写、表述还原或调整为地道中文。例如，将“Ho and Chiang”还原为“黄河与长江”，将“basin”译为“流域”。 * 文化信息错位与补充：异语写作面向原语读者，可能省略对中文读者而言是常识的背景信息，回译时需酌情补充。例如，翻译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关于中国山水画的文字时，需要补充“山水画”这一主语，并将“animals, creatures, people”等泛化表述具体化为中文画论中常见的“飞禽走兽、人物”等。 * 语法与风格适应：英文的语法结构（如长句、被动语态）和抽象表达在回译成中文时，常需拆解、重组，转换为符合中文叙事节奏和具象思维的表达。 * “原文复现”问题：当异语写作中包含了直接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内容（如引用《庄子》原文、古典诗词）时，回译的理想状态是找到并复现原始中文文本，变局部“无本”为“有本”。例如，《京华烟云》每章引用的《庄子》文句可直接复现。但若原引文翻译后难以识别（如某些诗词），则可能产生新的译文，如郁飞费心查证恢复了小说中一首明代绝句的原文。 * 文本的删节与合并：出于对目标读者阅读习惯和兴趣的考虑，回译本可能对原文内容进行删节或结构调整。如《窥视紫禁城》汉译本删去了原书中枯燥的数据表格部分。
四、 理论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理论构建与深化：文章系统化地提出了“无本回译”这一翻译研究子类型，并将其与“异语写作”概念紧密关联，构建了一个从创作到翻译的连续性理论模型。这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以“有本”为前提的范式，将目光投向更具文化动态性和生成性的翻译现象。 2. 概念澄清与推进：将“无根回译”修正为“无本回译”，强调了文化之“根”的始终存在，厘清了此类翻译的本质是“文本缺失”而非“文化无根”，使概念更具辩证性和解释力。 3. 连接多个研究领域：该理论将中国典籍外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海外汉学著作引介、华人离散写作等多个领域串联起来，揭示了它们背后共通的“异语创作—文化回返”模式，为跨领域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 4. 揭示翻译的复杂本质：通过剖析“异语写作”中隐含的“潜势翻译”以及“无本回译”中文化还原的艰难与多样性，文章生动展示了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涉及文化身份、作者意图、读者期待、时代语境等多种力量博弈的复杂过程。 5. 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文章对“无本回译”中各类具体问题的梳理（如书名处理、文化专有项还原、原文复现等），为从事此类翻译的译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参照和策略提示，强调了译者需兼具语言能力、深厚的本族文化修养以及研究考据功夫。 6.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引回来”的启示：文章指出，对“无本回译”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在异域语境中的表述与变形，也反思了如何通过回译实现文化的“反哺”与再认识。这对于思考如何有效推动中国典籍与现代作品的对外译介，以及如何审视和吸纳海外中国研究成果，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王宏印教授的这篇文章，通过对《京华烟云》等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成功地将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提升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概念。“无本回译”理论的提出与阐发，不仅丰富了翻译学的理论谱系，也为理解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书写与传播的复杂性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