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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挑战，而应对这一危机的社会行动——气候行动主义（climate activism）——其内在动力机制却鲜为人知。传统观点常将情感与理性对立，或将恐惧（fear）视为阻碍集体行动的消极力量。然而，由 Jochen Kleres（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和 Åsa Wettergren（瑞典哥德堡大学社会学与工作科学系）合作进行的研究，独辟蹊径地从情感社会学（Sociology of Emotions）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恐惧、希望（hope）、愤怒（anger）和内疚（guilt）这四种核心情感在气候行动主义中的角色、互动与管理策略。这项研究以“Fear, hope, anger, and guilt in climate activism”为题，于2017年在线发表于学术期刊《Social Movement Studies》（印刷版ISSN：1474-2837，在线版ISSN：1474-2829），并已于同年6月28日正式在线发布。
学术背景与目标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根植于过去二三十年社会运动研究的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情感并非理性的对立面，而是所有行动（包括理性行动）的能量来源和方向指引（Barbalet, 1998）。具体到气候议题上，先前研究指出公众对气候变化普遍存在“冷漠”（apathy），这种冷漠本身是一种复杂的情感管理结果，用以抑制对气候危机的恐惧和内疚，维持日常生活（Norgaard, 2011）。与此同时，在主流“后政治”（post-political）语境下，对气候变化的恐惧常被工具化，用以巩固共识导向的自由民主，反而导致政治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Swyngedouw, 2010; Furedi, 2007）。那么，积极动员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运动活动家们，他们自身如何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情感？这些情感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动员策略和持续参与的动力？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具体目标是：分析恐惧、希望、愤怒和内疚这四种情感在气候行动主义中的关键作用；探究活动家们如何管理（manage）和组合这些情感；以及这些情感管理模式如何影响活动家的动机和动员策略。研究建立在核心理论前提之上：情感激发并引导所有行动；情感受到社会“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和“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的规训，但行动者也可以通过“情感管理”来调动特定情感以实现目标（Hochschild, 1983; Reddy, 2001）。
详细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工作在2012年至2016年间的一个名为“全球化世界中的环境运动：制度化与/或激进化”的研究项目框架内进行。具体流程包括研究对象选择、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三个阶段。
首先，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研究者采用了目的性抽样，旨在捕捉不同背景下关键活动家的经验和反思。研究共纳入了41名活动家，进行了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这些活动家来自两个主要群体： 1. 北欧国家活动家（共19人）： 于2013年至2015年间，采访了丹麦和瑞典主要环境运动组织的成员。包括来自丹麦的绿色和平北欧分部（Greenpeace Nordic）、丹麦生态理事会（Eco-Council）、The Alternative组织，以及来自瑞典的自然与青年（Nature & Youth）、瑞典自然保护协会（SSNC）、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典分会（WWF Sweden）、气候行动（Klimataktion）和地球之友瑞典分会（Friends of the Earth）等组织的关键活动家。 2. 全球青年气候大会（COY）活动家（共22人）： COY是每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之前举行的青年活动家集会。研究者在2014年秘鲁利马和2015年法国巴黎的两次COY会议上进行了访谈。受访者虽然来自全球各地，但以北半球国家代表为主，这反映了COY/COP参会者的总体构成比例。其中，特别关注并深入分析了两位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隶属于同一小型组织（Activista/Action Aid）的活动家叙事，以其作为南半球（Global South）经验的典型代表。
其次，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访谈并非完全围绕情感主题设计，因为原项目焦点更广泛。但访谈提纲包含了关于恐惧和希望在环境运动中作用的开放式问题，这可能导致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这两种情感。不过，受访者也自发地谈论了愤怒、内疚等其他情感。访谈时长1至2小时，全程录音并转录为文字稿。研究者不仅关注明确的情感词汇表述，还通过叙事结构、措辞选择和行动者定位等方式，分析其中隐含的情感表达（Kleres, 2011）。例如，将某问题归咎于他人的叙事可能隐含了愤怒情绪。
最后，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采用了一种基于理想类型（ideal-typologizing）的分析概括（analytical generalization）方法。研究者并未追求数据在数量上的普遍性，而是通过提炼数据模式，形成有限的、能突出特定特征的描述。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反复阅读和比较，研究者识别出两种主导性的情感管理模式：一种普遍存在于北半球活动家叙事中，另一种则凸显于两位南半球活动家的叙述中。研究者将这两种模式构建为两种“理想类型”，用以阐释不同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和物质经验（如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切身感受程度）如何导致不同的情感组合与行动反应。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深刻揭示了情感在气候行动主义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复杂的互动关系，并清晰展现了南北半球活动家之间的显著差异。
1. 恐惧与希望：北半球活动家的核心动态 所有受访活动家都共享对气候变化的恐惧。这种恐惧与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应对行动的迟缓或缺失直接相关。然而，研究发现，这种恐惧并非导致瘫痪，而是成为行动的触发器。活动家们将威胁视为“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先决条件。在这里，恐惧作为一种非急性（non-acute）的、指向未来的威胁感知，帮助活动家识别利益并思考行动方案（Barbalet, 1998）。
但是，当谈到对外动员策略时，活动家们对利用恐惧持矛盾或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基于“末日”信息的恐惧策略已被过度使用且效果不佳，公众可能因“恐惧文化”的泛滥而麻木，或通过社会性的否认机制（Norgaard, 2011）将其屏蔽。更重要的是，主流政治话语已将气候变化恐惧吸纳进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中，导致了一种“去政治化”的希望——寄望于“外部”（如技术或政府）解决问题。
因此，北半球活动家在实践中转向成为“希望的经纪人”（brokers of hope）。他们强调传递“积极信息”，通过展示解决方案和集体行动的乐趣来动员公众。他们拒绝使用内疚归因（guilt ascription）或指责（blaming）的策略，认为这会导致人们关闭心扉。这种“希望”的核心在于对集体行动能力的信任。研究指出，希望与行动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强化的螺旋：希望激励行动，而集体行动本身又产生希望，并通过“社会脚手架”（social scaffolding）过程相互支撑（McGeer, 2004）。行动成为管理恐惧、防止其滑向绝望的关键手段。
2. 愤怒与内疚：被谨慎处理的情绪 尽管愤怒在访谈中自发出现，并被一些活动家认为是重要的动力来源（例如，对不作为的政客或破坏性的经济体系感到愤怒），但北半球活动家对其态度谨慎。他们倾向于将愤怒“转化”或“净化”，例如将其描述为“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或“由希望助燃的焊接火焰”。这种处理方式被视为与西方后政治情感体制对愤怒的怀疑态度相一致，因为愤怒内含着政治冲突和归责的潜能。
与此类似，北半球活动家虽然个人可能感受到因自身生活方式或所属社会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而产生的内疚感，并可能将这种内疚感转化为追求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的动力，但在对外动员中，他们明确拒绝使用引发内疚感的策略。他们认为指责公众是无效的。这体现了活动家情感策略与主流社会“感受规则”的某种对齐。
3. 南半球活动家的不同图景：急性恐惧、愤怒与艰难的希望 与北半球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南半球的活动家叙事呈现了不同的情感组合。他们的恐惧是“急性”（acute）的，源于正在发生的、切实的灾难性体验，如洪水冲毁房屋和学校。这种恐惧与无能为力感直接相关。
在这种背景下，希望不再是一种可以选择享受的、充满创造性的情绪，而是一种维持生存和行动的必要之物。希望既存在于自身的集体行动中，更强烈地寄托于对北半球（作为责任方）的愤怒诉求上。通过将责任（内疚）明确归因于北半球国家，并将诉求置于“气候正义”的框架下，急性恐惧被转化为愤怒。这种愤怒是政治化的，直接指向全球权力结构和历史责任。因此，在南半球的叙事中，是愤怒（而非北半球模式中的希望）在直接管理着急性恐惧。希望、内疚归因和愤怒三者结合，共同对抗因当下危机而产生的无力感。
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恐惧、希望、愤怒和内疚是气候行动主义中的关键情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管理方式深刻塑造了活动家的动机和策略。研究识别出两种主要的情感管理模式： * 北半球模式： 以“恐惧-希望”动态为核心。恐惧内部驱动行动，但对外动员则依赖“希望”和“积极信息”。愤怒和内疚被谨慎处理或对外拒绝，反映了与后政治、共识导向情感体制的某种契合，这可能导向一种相对“去政治化”的行动路径。 * 南半球模式： 以“（急性）恐惧-愤怒-希望”组合为特征。当下的生存危机催生急性恐惧，通过对北半球的责任归因（内疚）转化为政治性的愤怒诉求，而希望则是嵌入在愤怒驱动的、艰难的斗争之中。这代表了一种更直接政治化的、“后末日”（post-apocalyptic）式的行动回应。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将情感简单视为行动驱动或阻碍的二元论，深入剖析了特定情感（如恐惧）如何在不同条件下产生不同作用，以及情感之间（如希望如何中介恐惧）复杂的互动关系。它首次系统地将情感社会学理论应用于气候行动主义的比较经验研究，揭示了情感管理不仅是个人心理过程，更是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情感体制”）紧密相连的战略性实践。
应用价值方面，研究为环境运动组织提供了深刻的反思视角：理解不同情感策略（如强调希望 vs. 引发愤怒）的潜在效果和局限性，以及这些策略如何与不同的受众经验（如北半球与南半球）产生共鸣。研究也提示，全球气候政治论坛（如COP/COY）所推崇的共识性、去政治化情感体制，可能无意中边缘化了南半球活动家所经历的急性恐惧和正当的愤怒，从而掩盖了全球气候正义的核心矛盾。
研究亮点
其他有价值的发现
研究还指出了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要点：首先，活动家内部也存在差异，例如有的北半球活动家个人依赖对COP等国际制度的希望，一旦制度失败便容易陷入绝望，这凸显了将希望锚定于自身集体行动能力的重要性。其次，“集体行动产生希望”的机制，具体如何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脚手架”过程实现，是一个可以进一步微观研究的领域。最后，研究基于有限的南半球样本提出的理想类型，需要未来更大规模的研究来检验和完善，这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这项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要理解气候行动的动力与局限，必须深入探究其情感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