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民与空间均衡：来源国支出的作用”研究的学术报告

本文旨在向学界同行系统介绍Christoph Albert和Joan Monras于2022年11月在《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研究论文《Immigration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Role of Expenditures in the Country of Origin》。这项研究由Collegio Carlo Alberto的Christoph Albert以及Universitat Pompeu Fabra、CREI、BSE和CEPR的Joan Monras共同完成。

一、 研究背景与目标

本研究隶属于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与国际移民研究的交叉领域。其核心出发点是对一个经典问题的再审视：在美国，劳动力为何未能充分流向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如纽约、湾区），从而导致“空间错配”（spatial misallocation）？传统解释强调高房价和受限的住房供给限制了工人向高生产率城市的流动。然而，一个与之相悖的观察是：尽管这些城市生活成本极高，它们却吸引了大量外国出生的移民。数据显示，2019年，移民居住在纽约市和湾区的比例（分别为12.7%和5.1%）远高于本土出生者（分别为4.8%和1.6%）。

研究团队提出一个新颖的假设来解释这一现象：移民与本土出生者在消费模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移民倾向于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来源国的消费（例如汇款、为回国储蓄、或在国内度假消费）。这意味着，移民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居住地的价格水平，还取决于来源国的价格水平。因此，相对于本土出生者，移民对居住地高昂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成本）的敏感度更低，因为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消费发生在价格较低的来源国。这种“消费渠道”（consumption channel）使得移民更愿意迁入高生产率、高工资、高物价的城市，从而在无意中缓解了劳动力空间错配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达成三个核心目标： 1. 实证验证移民在高成本城市集聚、其集聚度与来源国价格负相关、以及在当地消费低于本土出生者这三项经验规律。 2. 构建一个包含移民来源国消费行为的量化空间均衡模型，以统一解释上述实证发现。 3. 利用模型进行反事实模拟，量化移民通过这一独特消费渠道，对美国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总产出及本土居民福利的提升作用。

二、 详细研究流程与数据方法

研究流程分为三个紧密衔接的部分：实证分析、理论建模与估计、以及反事实模拟。

第一部分：实证分析（数据与事实动机）

研究使用了多种大规模微观数据集进行严谨的实证检验。 * 数据来源： * 人口与劳动力市场数据：1980、1990、2000年人口普查，2009-2011年美国社区调查，以及1994-2011年当前人口调查。样本限定为18-65岁非军事人员，涵盖185个都会统计区。移民定义为非美国出生且出生时非美国公民者。 * 价格与住房供给数据：使用Moretti (2013a)的方法构建基于住房成本的各城市价格指数；采用Saiz (2010a)估算的住房供给弹性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价格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使用了土地不可开发比例和沃顿土地用途监管指数。 * 消费数据：消费者支出调查用于分析墨西哥裔家庭的总消费；人口普查和ACS数据用于分析住房消费（租金）。 * 国际数据：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数据库，用于获取各国相对于美国的实际汇率数据，作为来源国价格水平的代理变量；世界银行双边汇款矩阵数据。 * 墨西哥移民流动数据：墨西哥领事馆身份证登记数据，提供2016年墨西哥各州至美国各州的移民流动信息。

• 实证策略与发现：
  1. 移民在高物价城市集聚：研究定义了“移民集聚度”指标（某城市移民相对份额与本土出生者相对份额之比的对数），并将其对城市价格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价格指数每上升一倍，移民的相对出现概率大约高出8倍。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城市人口规模、使用住房供给弹性等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并按教育水平、职业（排除低技能服务业）、移民身份（可能合法或非法）、年龄等进行分组检验后，依然稳健成立。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移民的“实际工资”（以本土价格指数平减）在高价城市相对更低，这反驳了“高价城市对移民劳动力需求更高”的替代性解释。
  2. 移民集聚的异质性：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来源国移民的集聚模式。结果显示，移民的集聚倾向与来源国价格水平（实际汇率）显著负相关。来自价格更低国家的移民，更倾向于选择美国的高价城市。这一规律体现在三个维度：
     • 跨国比较：利用68个主要来源国数据，回归分析表明，城市价格与实际汇率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
     • 时间序列（墨西哥案例）：使用CPS年度数据，发现当墨西哥比索相对美元贬值时，墨西哥移民流动更倾向于选择住房供给弹性低（即价格高）的城市。
     • 国内区域差异（墨西哥案例）：利用墨西哥州级流动数据，发现来自墨西哥较贫穷州的移民，更倾向于流向美国人均GDP较高的州。 此外，研究还探索了其他异质性来源（如回流率、汇款比例、合法身份比例），但发现实际汇率是解释异质性最系统、稳健的因素。对第二代及有外国血统的本土居民的分析也显示，随着与来源国联系的减弱，这种向高价城市集聚的倾向也相应减弱。
  3. 移民的本地消费模式：研究证实了移民在当地的消费低于可比的本土家庭。
     • 总消费：使用CEX数据分析墨西哥裔家庭，在控制收入、家庭特征和州固定效应后，其季度总支出比非墨西哥裔家庭低约15-22%。
     • 住房消费：使用人口普查/ACS数据，在控制收入、家庭特征和城市固定效应后，移民家庭的租金支出比类似本土家庭低约10%，居住的卧室数量也平均少0.5间。此外，移民家庭租房比例更高。研究还发现，来自价格更高（实际汇率更高）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的住房消费相对更多，这符合理论预期。

第二部分：理论建模与参数估计

为了统一解释上述实证规律，研究构建了一个量化空间均衡模型。该模型的核心创新是在标准的Hsieh and Moretti (2019)式空间均衡框架中，为移民的效用函数引入了一个额外的“外国商品”。移民的消费分为三部分：可贸易品、本地非贸易品（住房），以及只能在来源国消费的“外国商品”。本地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弹性（σ）。模型假设所有工人（移民和本土出生者）在空间上自由流动直至效用均等化，但移民的消费决策因其外国商品的存在而不同。 * 关键机制：对于一个边际本土工人，如果一个城市的工资和价格都是另一个城市的两倍，他会觉得无差异。但对于移民，由于部分消费（外国商品）不受美国本地高价的影响，高工资带来的净收益更大，因此他们更偏好高工资、高价格的城市。这导致移民向高成本城市集聚，并在当地（尤其是住房上）消费更少。当外国商品与本地商品的替代弹性σ > 1时，如果来源国价格更低，移民会增加外国消费份额，从而进一步强化向高价城市迁移的激励。 * 模型估计：研究者利用1990年的数据，通过匹配不同城市、不同来源国（控制移民网络规模）的移民相对分布，来估计模型的两个关键参数：1）基础外国支出份额（假设两国价格相等时）：估计值约为13%。2）本地与外国消费的替代弹性：估计值约为3。这意味着，当来源国价格相对美国下降时，移民确实会显著增加在来源国的消费份额。 * 模型验证：模型不仅很好地拟合了用于估计的目标矩，还成功预测了两个非目标矩：1）不同来源国移民住房消费的异质性（与数据中观察到的实际汇率效应一致）；2）1990-2000年间各城市移民流入和本土人口增长的模式。这增强了模型的可信度。

第三部分：反事实模拟与量化分析

这是研究的应用与贡献核心。研究者利用估计出的模型进行反事实模拟，量化移民的独特消费模式对经济的影响。 * 核心反事实：模拟一个没有“消费渠道”的世界，即假设移民的消费行为与本土出生者完全相同，然后比较该情景与基准均衡（真实世界）的差异。 * 主要发现： 1. 提升总产出与本土福利：移民通过其消费渠道，使得2000年美国的总产出提高了0.46%，本土居民的福利（以消费当量衡量）提高了1.59%。这一影响幅度，甚至略大于将纽约、旧金山、圣何塞这三个被Hsieh and Moretti (2019)认定为空间错配“主因”的城市的住房供给弹性，强行降低至所有城市中位数水平所带来的效果。 2. 重塑劳动力空间分布：移民的消费偏好使得一些生产率最高的城市的规模，比没有移民的情况下扩大了20-30%。同样，这一效应在量级上与降低上述三个关键城市住房供给弹性的效果相似。 3. 缓解空间错配：移民并非加剧了美国劳动力的空间错配，反而通过将其部分消费“锚定”在低价格的来源国，降低了对美国本地高生活成本的敏感性，从而更有效地流向高生产率地区，起到了“润滑劳动力市场车轮”、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的作用。

三、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国际移民因其独特的跨国产能消费模式，系统性地更倾向于定居在宿主国物价高昂、生产率高的城市。这种偏好源于他们将部分收入用于来源国消费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地高生活成本对其迁移决策的阻碍。这一“消费渠道”在实证上得到充分支持，并可被一个简洁的量化空间均衡模型所刻画。反事实分析表明，移民的这种行为模式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在美国城市间的有效配置，提高了经济总产出，并提升了本土居民的总体福利。

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理论贡献：提出了解释移民区位选择的一个全新理论机制，该机制能够统一解释一系列此前未被系统关联或无法被现有理论（如“追随工作机会”、“移民网络”理论）完全解释的经验事实。它将移民研究中的“跨国联系”（如汇款、回流）与城市经济学中的“空间均衡”分析框架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2. 应用与政策启示：研究首次量化了移民通过消费渠道对缓解劳动力空间错配的积极作用。这为全面评估移民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新视角。政策含义在于，在思考如何优化劳动力空间配置、提升经济效率时，除了关注本土的住房供给政策，也需认识到移民流动及其跨国经济行为所带来的、常被忽视的正面外部性。

四、 研究亮点

1. 新颖的研究视角：首次将移民的“跨国消费分割”作为核心机制，系统研究其对宿主国内部空间经济均衡的影响，视角独特且具有洞察力。
2. 严谨的实证设计：综合运用多种数据集、多维度异质性分析（跨国、跨时、国内区域）、工具变量法以及丰富的稳健性检验，为研究假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经验支撑。
3. 理论与实证的紧密结合：构建的理论模型直接来源于实证观察的关键特征，并用估计的模型成功预测了额外的经验事实，完成了从“发现现象”到“构建理论”再到“验证预测”的完整科学循环。
4. 重要的量化发现：通过结构模型进行反事实模拟，提供了关于移民优化空间配置效率的具体量化估计，将机制讨论提升到影响评估的层面，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