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为《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lational Maintenanc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由Adam J. Mason（密歇根州立大学）与Caleb T. Carr（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撰写，发表于《Communication Theory》期刊第32卷（2022年）。论文聚焦于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这一传播学子领域，旨在回应一个核心理论缺口：尽管数字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人际关系的日常维系，但目前尚缺乏专门针对CMC语境下关系维持（relational maintenance）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文章指出，CMC研究正面临一个悖论：技术的无处不在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但当一切沟通都可被视为CMC时，其独特性反而变得模糊（Carr， 2020）。研究者面临如何推进未来学术发展的困境。具体到人际传播领域，技术创造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OPC）的文化（Vorderer & Kohring， 2013）和混合媒介关系（MMRs），使得个体可以随时随地、无需预先计划或直接互动地与关系伙伴建立联系。然而，当前研究多集中于特定单一平台（如Facebook），缺乏跨情境、聚焦根本沟通过程的理论框架，无法解释多种渠道如何协同作用以维持关系。Tong和Walther（2011）早前就已指出，专门针对CMC关系维持的理论视角是匮乏的。因此，本文的目标并非提出一套具体的公理或命题，而是倡导一种研究范式，即通过扩展和改编现有的人际关系理论，来解释新技术如何被用于达成传统的人际关系目标。
作者认为，解决之道在于类比推演（theorize analogically）。既然人类沟通行为的功能可能因媒介而改变，那么线下的关系维持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探索，哪些核心过程在媒介化环境中基本保持不变，哪些过程的功能发生了改变。为此，作者选择并详述了如何将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 SPT）作为一个理想的示例进行扩展和调整，以用于研究在线关系维持。SPT由Altman和Taylor于1973年提出，其核心在于，关系亲密度和满意度的进展与维持，依赖于持续、互惠的信息交换以及双方对这些信息的处理。更深、更广的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能促进或保持亲密感，而肤浅、稀少的披露则可能导致关系疏远或解体。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尽管CMC违反了SPT最初的两个关键假设——共处一地（colocation）和显性互动（overt interaction），但这并不妨碍其理论核心的适用性。通过重新考量并扩展SPT以纳入媒介提供的特性（affordances），它可以成为研究媒介化关系维持现象的有力工具。文章随后深入剖析了六项与SPT和媒介化关系维持密切相关的CMC关键特性，并阐述了它们如何要求对SPT进行重新思考或扩展。
第一项关键特性是轻量级互动（lightweight interaction）。社交媒体允许频繁、低成本、非深度但广泛的信息交换和反馈（如点赞、简短评论）。根据SPT，维持深度关系需要广度与深度兼具的披露。因此，轻量级互动对于亲密关系可能是必要但不充分的。研究显示，关系紧密的个体倾向于使用更多样的媒介进行沟通（媒体多元性， media multiplexity），且不同媒介间的信息存在冗余和互文性。轻量级互动可以成为深度交流的起点，但如果成为主要互动形式，则可能导致关系衰退。因此，SPT需在CMC语境下解释轻量级互动在亲密关系中更为复杂的作用。
第二项关键特性是披露的性质（nature of disclosure）。SPT强调互惠性披露对关系至关重要。然而在CMC中，披露的亲密性与可访问性之间存在悖论（如Facebook上的感情状态被视为亲密信息却极易获取）。信息的短暂性（如Snapchat故事）则基于“谁曾主动查看”来创造独特性。研究还表明，相对于面对面交流，CMC中的自我披露率更高、被感知为更亲密，且能引发更强的亲密披露互惠。此外，Walther（2019）区分了个人信息（关于个体的普遍信息）与人际信息（特定于某段关系的独特信息）。CMC使得非人际的个人信息也能通过被动或提取性手段获得，并补充现有的人际认知。SPT需要重新校准，以解释个体如何识别和处理这些不同类型的、在媒介环境中性质发生变化的披露信息。
第三项关键特性是大众化个人空间（masspersonal spaces）。传统的人际披露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互惠性。但社交媒体催生了大众化个人传播（masspersonal communication），即信息针对特定接收者高度个性化，却又能被更广泛的（可能是非预期的）受众访问。这使得披露可以是非指向性甚至非刻意的，例如在群体聊天、带标签的公开帖子或公开转账中的祝福。这些披露可能被视为公开的连接展示（public displays of connection）。关键在于，即使伙伴双方非直接向对方进行的、甚至是被动接收的深度大众化个人披露，也可能被视为一种互惠交换，增加彼此了解并引发未来披露。因此，SPT应扩展其互惠性概念，涵盖大众化空间中披露的广泛性，而不必过分强调其方向性、互惠性、同步性甚至受众。
第四项关键特性是环境意识（ambient awareness）。SPT强调关系维持通过显性行为进行。但CMC允许个体通过被动、非侵扰性地浏览他人的大众化个人广播来保持联系。这种环境意识使得个体能够在不投入大量沟通成本的情况下，维持对远端关系伙伴生活的了解，并在需要时重新激活休眠关系。它本质上使关系阶段可以暂停或在不同阶段间灵活切换，而无需遵循系统性的进展过程。然而，环境意识也可能产生反效果，例如通过观察到伙伴与他人频繁互动而自己未获直接互动，引发被冷落（ghosting）或社会比较的负面感知，从而损害关系。因此，SPT需要扩展至涵盖被动信息消费这种看似孤立、却对人际关系有直接影响的行为。
第五项关键特性是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与模态角色。SPT最初假设最紧密的纽带产生于共处。然而研究表明，物理共处并非感知亲近感的必要条件。社会临场感，即“与另一人在一起的感觉”，可以通过媒介互动实现。早期研究将社会临场感视为媒介的功能属性（传递视听线索的能力），而近期研究则视其为一种心理体验。无论是技术层面（如虚拟现实、多感官交互、在线化身）还是心理层面（如简单的共享活动信号），CMC都能创造丰富的社会临场感。例如，研究表明，仅仅一个显示伙伴近期活动（如点击图标）的极简屏幕信号，就足以增强远距离伴侣的社会临场感和关系满意度。SPT应扩展以解释通过CMC渠道感知关系伙伴社会临场感的能力，即使双方物理分离。
第六项关键特性是算法性亲近/疏远（algorithmic proximation/distancing）。SPT假设传播者对互动有直接、有意的控制。但在线环境中，算法成为影响关系结果的重要“非人类行动者”。社交媒体的信息分发和显示由算法控制，这可能导致用户不成比例地暴露于某些熟人的信息，而与其他人的披露隔绝。即使关系双方有意互动，系统也可能阻碍信息的接触，导致被忽视或被排斥的感知，进而影响关系维持。因此，SPT必须扩展至考虑系统（算法、网络结构）在促成或阻碍关系维持所需信息交换方面的角色，甚至包括最基本的信息接触可能性。
文章在总结中指出，上述逻辑引发出大量值得通过扩展SPT来研究的问题：线下建立的关系转向线上互动后，能否仅靠媒介化披露维持？在多任务沟通（multicommunicating）中如何感知互惠性？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影响信息交换进而影响人际关系？作者强调，移动计算的普及使得人们能够跨越地理界限保持虚拟连接，未来CMC研究应像关注在线关系形成一样，深入探索如何利用CMC工具维持已有关系。本文通过详细阐述如何将SPT这一经典理论现代化，展示了关注沟通的根本元素和过程，来解释新技术如何服务于传统关系目标的研究路径。这不仅为理解CMC中的关系维持提供了一个具体、有启发性的理论起点，也例证了学者们如何通过类似方式，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开辟更多理论途径。
本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它系统性地回应了CMC人际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理论需求，即从描述特定平台使用的“如何”（how）转向解释媒介化过程如何支撑关系持续的“为何”（why）。其核心贡献并非创建全新的理论，而是极具洞察力地示范了如何通过对成熟理论进行审慎的、基于媒介特性的扩展与重构，来构建稳健且具有持续解释力的研究框架。文章所详述的六大CMC特性及其对SPT的启示，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清晰、丰富的命题和假设来源，有望推动该领域超越零散发现，走向更具整合性和预测性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