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novative State: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Markets, Not Just Fix Them》学术报告

本文作者Mariana Mazzucato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的创新经济学教授，其著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曾引发广泛讨论。本文发表于2015年1月/2月的《Foreign Affairs》期刊，主题聚焦于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政府仅需修复市场失灵”的范式，提出政府应主动塑造和创造市场。

核心观点与论据

1. 政府是创新的关键推动者，而非被动修复者

传统观点认为，私营部门是创新的核心动力，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纠正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或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Mazzucato通过历史案例反驳这一观点，指出许多颠覆性技术（如互联网、GPS、生物技术）的早期研发均依赖政府投资。例如：
- 互联网：源自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的ARPANET项目；
- iPhone核心技术：触摸屏（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FingerWorks开发）、Siri语音助手（脱胎于DARPA的人工智能项目）；
- 页岩气革命：美国能源部通过“东部页岩气项目”和3D地质测绘技术为水力压裂（fracking）奠定基础。
这些案例表明，政府承担了私营部门不愿涉足的高风险、长期性研发，直接催生了新产业。

2. 当前政策框架的局限性：短视与不平等

Mazzucato批评了当前政策对政府角色的狭隘定义：
- 财政紧缩：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削减公共研发预算（如美国“预算 sequestration”导致2013-2021年联邦研发支出减少950亿美元），削弱了创新潜力；
- 税收政策倾斜：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降低（如美国1976-1981年从40%降至20%）加剧了不平等，鼓励短期投机而非长期创新；
- 私营部门寄生性行为：企业通过税收漏洞（如苹果、谷歌的离岸避税）逃避社会责任，同时将政府资助的研发成果私有化。

3. 构建“创新型政府”的路径

作者提出改革方向：
- 战略导向投资：政府应明确技术变革方向（如绿色能源），通过“任务导向型政策”（mission-oriented policies）整合多领域资源。例如，德国“能源转型”（Energiewende）通过补贴可再生能源和设定碳排放目标推动系统性变革。
- 收益共享机制：政府应通过股权、条件性贷款等方式分享创新红利。案例包括：
- 以色列Yozma集团和芬兰Sitra基金通过持有初创企业股权获得回报；
- 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早期资助英特尔、苹果等公司，但未从成功案例中分润。
- 公共机构能力建设：政府需吸引专业人才，避免过度外包导致的战略能力空心化（如美国Healthcare.gov系统崩溃暴露的技术短板）。

4. 重新定义“市场创造”与“风险共担”

Mazzucato强调，创新本质上是“集体成就”，但现有制度将风险社会化（socialized risks）、收益私有化（privatized rewards）。她呼吁：
- 超越“市场失灵”理论：市场本身无方向性，政府需主导解决气候变化、老龄化等社会挑战；
- 容忍失败：像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一样，政府投资组合必然包含失败（如Solyndra破产），但需通过成功案例（如Tesla）平衡损失。

论文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的价值在于颠覆了公共政策领域的传统叙事，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1. 学术意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静态市场观，引入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的动态视角，强调政府作为“市场创造者”的能动性。
2. 政策意义：为绿色转型、产业升级等重大议题提供了实操方案，如通过公共投资组合（portfolio approach）分散风险，同时确保公共利益回报。
3. 社会影响：揭示了创新成果分配不公的根源，呼吁通过制度设计（如股权共享）减少贫富分化。

亮点与争议

• 亮点：以跨行业、跨国别的实证研究支撑论点，打破“硅谷神话”的迷思；提出“政府-企业共生关系”（symbiotic partnership）的模型，如1925年美国政府对AT&T的垄断管制与贝尔实验室（Bell Labs）的研发绑定。
  
• 潜在争议：政府主导可能引发“挑选赢家”（picking winners）的质疑，但作者反驳称，所有创新均需方向性选择，关键在于民主问责（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与动态评估。
  

本文对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创新研究者具有重要启示，尤其在全球面临气候危机与技术垄断的当下，为重构公私部门关系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