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管理》期刊2025年6月发表的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质性元分析研究报告

2025年6月，由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程宣梅副研究员、博士生葛芳婷以及经济学院陈侃翔副教授合作完成的研究《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的质性元分析研究》在《科研管理》（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第46卷第6期正式发表。这项研究采用了一种名为“质性元分析”（qualitative meta-analysis）的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对国内53篇高水平案例研究论文进行了深度整合与再分析，旨在揭示中国制造企业多样化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及其背后的内在运行机理。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当前，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数字化转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支撑。然而，许多制造企业在实践中面临着转型成本高、能力不足、路径不清等“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的困境。尽管已有大量研究从不同侧面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针对制造企业这一特殊群体，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多数研究要么聚焦于技术推动的流程创新，要么聚焦于客户需求拉动的服务创新，视角相对单一，未能整合两者；二是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了整合性分析框架（如Frank等人提出的“流程增值-客户增值”双重视角），但未能对该框架进行深入细化，也缺乏对不同转型模式内在机理的系统剖析；三是相关研究多基于单一理论视角（如资源编排理论、制度理论或数字创新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复杂多样的转型现象。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如何系统归纳中国制造企业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模式？第二，这些不同模式背后的内在驱动机制和行为逻辑是什么？第三，如何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来系统阐释不同转型模式的差异性？研究目标是通过对已有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再分析，提炼普适性规律，构建一个能够清晰阐释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机理”的理论体系，以弥补单案例研究普适性不足、多视角研究缺乏整合的缺憾，从而为学术界提供更系统的分析框架，并为实践界提供更具指导意义的转型路径参考。

详细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严格遵循质性元分析的研究范式，其工作流程主要包括四个严谨的步骤：案例选择与筛选、数据编码与分析、信效度保障以及理论构建。

首先，在案例选择与筛选阶段，研究团队设定了系统的文献检索与筛选规则。数据来源为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23年。检索主题聚焦于“数字化”、“数字化转型”等关键词，并限定摘要包含“案例”，全文涉及“制造业”。初步检索得到235篇中文文献。随后，依据四项严格的剔除规则进行筛选：1）删除研究对象为非制造企业（如平台、园区）的文献；2）删除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核心主题无关的文献（如数字创业）；3）删除缺乏一手数据或主要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文献；4）删除案例中描述的数字化转型行为信息过少的文献。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53篇高质量中文期刊论文作为元分析样本，共涉及23家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制造企业，确保了样本的典型性和分析的深度。

其次，进入核心的数据编码与分析阶段。本研究采用多级编码技术对53篇论文中的丰富文本资料进行系统化处理。具体步骤如下： 1. 一阶概念归纳：研究者对每篇论文中关于案例企业的转型动因、转型行为、转型结果、转型模式等描述进行逐句摘录和初始编码，共得到255条原始语句。 2. 二阶主题提炼：基于理论视角，对相似或相关的一阶概念进行聚类，形成抽象程度更高的二阶主题。例如，将“采购数字系统”、“激活传统营销资源效能”等一阶概念聚拢为“资源利用式重组”这个二阶主题。 3. 聚合维度凝练：在二阶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能够统领多个主题的聚合维度，如将“资源利用式重组”、“营销端数字合法化”、“增量导向数字创新”等二阶主题，共同归属于“跃迁型模式的响应机制”这一聚合维度之下。整个过程最终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一阶概念-二阶主题-聚合维度”数据结构图，为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确保研究质量，第三阶段是信效度保障。本研究通过多种措施提升研究的可靠性与有效性：1）信度：所有编码工作由三位研究者背对背独立完成，针对编码分歧进行多次讨论直至达成共识，保证了编码过程的一致性。2）效度：所选案例均来自经过同行评议的高水平期刊，保证了原始数据的质量；严格、透明的筛选与编码流程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外部效度）；对于同一家企业的案例，整合不同期刊的多篇论文资料以及企业官网信息，形成“三角证据链”，相互印证，确保了数据分析的内部效度。

最后，基于上述系统的数据分析，研究进入理论构建与整合阶段。研究者并非简单罗列发现，而是将编码结果与既有理论（资源编排理论、制度理论、数字创新理论）进行对话，并遵循“转型情境-行为机制-转型结果”的逻辑链条，系统构建了能够解释五种不同数字化转型模式内在差异性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主要研究结果与发现

本研究取得了系列重要发现，层层递进地回答了研究问题。

第一，研究拓展并深化了“流程增值-客户增值”双重视角，并据此识别出五种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模式。研究发现，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刻画：一是流程增值维度，即企业在管理、研发、制造、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数字化实施水平，本研究将其细化为“局部数字化”、“全局数字化”和“生态数字化”三个阶段。二是客户增值维度，即企业价值主张的底层逻辑，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商品主导逻辑”（关注有形产品交换）和“服务主导逻辑”（关注“产品-服务”系统与价值共创）。基于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组合，研究归纳出五种数字化转型模式：1）跃迁型（局部数字化 × 商品主导逻辑）：企业直接引入数字系统改造传统优势环节（如营销），快速打开局面。2）重构型（局部数字化 × 服务主导逻辑）：企业在保持核心制造传统的同时，重构价值主张，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3）渐进型（全局数字化 × 商品主导逻辑）：企业在现有数字化基础上，深化制造端的数字技术应用，追求提质降本。4）混合型（全局数字化 × 服务主导逻辑）：企业不仅实现制造流程的深度数字化，还升级为服务主导的价值主张，提供“产品+服务”解决方案。5）颠覆型（生态数字化 × 商品与服务主导逻辑并重）：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产业生态，既推动多方协同制造，也强调平台价值占有，输出整体解决方案。

第二，研究深入剖析了五种模式各自独特的“转型情境-行为机制-转型结果”内在机理。通过组间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每种模式都由特定的压力情境触发，并通过异质性的资源重组、制度行动和数字创新机制组合，最终塑造了不同的企业竞争力。例如： * 跃迁型模式（以林清轩等为代表）的转型情境是“生存压力”和“数字技术缺乏压力”。其行为机制核心是“资源利用式重组”（采购系统激活传统资源）、“营销端数字合法化”（单一主体在营销环节数字化）和“增量导向数字创新”（全渠道营销、精准营销）。最终结果是提升了企业的“精准预测市场需求能力”和“营销手段创新能力”。 * 渐进型模式（以东汽公司等为代表）的转型情境是“提质压力”和“数字技术升级压力”。其行为机制核心是“资源深化式重组”（升级并深化应用制造系统）、“制造端数字合法化”（单一主体在制造环节数字化）和“效率导向数字创新”（智能控制、质量管控）。最终结果是打造了“制造系统稳定能力”、“成本管控能力”和“系统调整能力”。 * 颠覆型模式（以海尔、宗申等为代表）的转型情境是“产业结构升级压力”和“数字技术替代压力”。其行为机制核心是“资源探索式重组”（连接并释放生态数据价值）、“产业生态数字合法化”（多主体在产业层面数字化）和“生态导向数字创新”（平台协同制造、拓展新业务）。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产业价值链增值能力”、“产业链运营成本管控能力”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能力”。

重构型与混合型模式也拥有各自清晰的情境-机制-结果逻辑链。这些发现清晰地表明，不同的转型路径选择，对应着截然不同的资源编排方式、制度安排重点和创新导向，从而导致了差异化的能力构建和竞争优势。

研究结论与价值意义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中国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在“流程增值”与“客户增值”双维驱动下的多模式演进过程。企业通过资源重组、制度行动和数字创新三类机制的权变耦合来实现转型，而“转型情境-行为机制-转型结果”这一逻辑链是剖析不同模式内在机理的有效框架。

该研究的价值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1. 理论价值：首先，研究拓展了Frank等人的整合框架，对其双重视角进行了操作化细分，并识别出五种具体模式，推动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类型学研究的深化。其次，研究创造性地整合了资源编排理论、制度理论和数字创新理论，揭示了它们在解释不同转型模式时的微观组合机制与权变关系，为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透镜。最后，研究构建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检验的分析基础。 2. 实践启示：首先，为制造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导航图”。企业可根据自身面临的痛点（情境）和数字化基础，对号入座，选择更有针对性的转型模式与实施重点。其次，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的“风险-收益”伴生性。提醒管理者需精心设计转型路径，避免盲目跟风。最后，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研究支持应鼓励标杆企业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生态数字化模式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助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研究亮点与创新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方法创新：采用质性元分析方法，有效聚合了分散的案例知识，在保证研究深度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结论的普适性和系统性，这是对单案例研究局限性的重要超越。第二，视角整合：突破了以往单一路径的研究局限，通过深化“流程-客户”双重视角，揭示了数字化转型路径的多样性与组合性。第三，机理深化：不仅回答了“是什么模式”的问题，更通过“情境-机制-结果”链深入回答了“为什么不同”以及“如何运作”的问题，打开了不同转型模式的“黑箱”。第四，理论融合：成功地将多个中层理论融合进一个连贯的分析框架中，展示了多理论视角在解释复杂管理现象时的协同价值。

其他补充

研究者在文末也坦诚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一是研究对象尽管具有代表性，但制造业行业差异巨大，本研究归纳的模式可能无法覆盖所有细分行业；二是研究侧重于模式的静态分类与机理剖析，未进一步探讨不同模式之间动态跃迁的路径与条件。这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可以探索不同模式间的演化规律，或针对特定行业（如装备制造、消费品）进行更细致的模式验证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