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erch 与 Kasper 的这篇论文题为《交际策略的两种定义方式》（Two Ways of Defin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发表于 Language Learning 期刊第 34 卷第 1 期，出版时间为 1984 年。文章作者分别来自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和 University of Aarhus。该研究属于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具体聚焦于中介语（interlanguage，IL）交际中的策略使用问题。论文的核心目的是对当时新出现的两种交际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定义——Tarone 提出的“互动式”（interactional）定义与 Faerch 和 Kasper 本人提出的“心理语言学式”（psycholinguistic）定义——进行系统的对比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心理语言学定义在内部一致性、覆盖范围及可操作性方面的优势。
论文首先指出，交际策略已成为过程导向的中介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与其他新研究领域一样，如何定义研究对象本身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作者强调，交际策略并非先验存在的“客观”现象类别，其识别依赖于研究者事先设定的定义标准，而这些标准又取决于研究者的认识论兴趣，包括理论目标、应用目标或二者的结合。不过，作者同时也指出，定义分析范畴并非完全任意，必须具备与所在模型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并能在覆盖相关现象方面与其他分类方案进行比较。这一方法论立场为后文比较两种定义方式提供了评价框架。
在心理语言学定义部分，作者首先明确该定义的出发点：交际策略被置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结构之中，属于言语计划（verbal plans）的一个子类，即“潜在有意识的计划，用于解决个体在实现特定交际目标时所遇到的问题”。该定义包含两个核心标准：问题导向性（problem-orientedness）和潜在意识性（potential consciousness）。问题导向性关注语言使用者——尤其是第二语言使用者——在交际目标无法依靠现有语言资源实现时所面临的困难，例如词汇或语法知识的缺失、提取困难、或受限于交际对象的理解能力等。潜在意识性则将交际策略限定为可以被有意识调用的计划，排除完全自动化的认知操作（如发音中的神经与运动过程）。作者进一步说明，意识并非持续的心理状态，而是受个体、情境以及语言材料等因素影响，因此采用“潜在意识”而非绝对意识作为标准。
基于这一定义，作者提出了产出型交际策略（produ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的分类体系。首先，交际策略分为缩减策略（reduction strategies）与成就策略（achievement strategies）。缩减策略指学习者放弃部分或全部交际目标，主要包括形式缩减（formal reduction）与功能缩减（functional reduction）。形式缩减表现为使用更简单、更易提取的规则或项目，以避免错误或获得流利性；功能缩减则包括行动性功能缩减、命题性功能缩减和情态功能缩减，如话题回避（topic avoidance）、信息放弃（message abandonment）和意义替换（meaning replacement）等。成就策略则旨在保持原有的交际目标，分为非合作策略（noncooperative strategies）与合作策略（cooperative strategies）。非合作策略包括第一语言/第三语言策略（L1/L3-based strategies）、中介语策略（IL-based strategies）和非语言策略（nonlinguistic strategies）。L1/L3策略又包括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外语化（foreignizing）和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中介语策略则包括替代（substitution）、泛化（generalization）、描述（description）、例示（exemplification）、造词（word coinage）和重构（restructuring）；非语言策略包括手势、模仿和声音模仿等。合作策略则指学习者通过直接或间接请求，使交际对象参与问题解决过程。这一分类体系不仅为后来的分析提供了语言工具，也体现出作者将交际策略视为个体加工过程而非单纯互动现象的理论立场。
在互动式定义部分，文章详细介绍了 Tarone 的定义及其问题。Tarone 认为，交际策略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说话者希望向听话者传达意义 x；第二，说话者认为所需的语言或社会语言结构不可用或未与听话者共享；第三，说话者选择要么回避传达意义 x，要么尝试其他方式传达意义 x，并在确认意义共享后停止尝试。据此，交际策略被定义为“两个交际者在所需意义结构似乎未共享的情况下，为达成意义一致而进行的共同尝试”。这一互动式定义的核心是意义协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作者指出，Tarone 的这一定义同时将生产策略（production strategies）定义为“以最小努力有效、清晰地使用自身语言系统的尝试”，而且并未将问题解决功能作为生产策略的区分标准，因此其内部一致性存在问题。
为检验互动式定义的可行性，作者提出了“弱互动主张”（weak interactional claim）和“强互动主张”（strong interactional claim）。弱互动主张认为，只要说话者运用策略后引发听话者的某种反应，该策略即可被称为互动性的。作者指出这种主张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它将处于心理语言学过程层面的策略与其在话语产品层面的表现形式相混淆。听话者所感知和回应的是产品层面现象，而这些现象与潜在策略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任意的。例如，丹麦英语学习者说 mother’s mother 来指 grandmother 时，听话者无法判断这是泛化策略、第一语言迁移策略还是非策略性的中介语使用。第二，作为定义标准，互动性会排除书面语、大众媒体、讲座、布道等无即时反馈或反馈延迟的交际情境，而这些情境中同样存在策略使用。因此，弱互动主张既无法将交际策略与其他语言使用过程相区分，又过于狭窄地限制了策略的适用范围。
对于强互动主张，即认为交际策略本质上是合作性的，交际双方都意识到交际问题并共同解决，作者指出，这种解释更符合 Tarone 关于交际策略作为“共同尝试”的表述。若按此理解，那么交际策略基本上只包括直接请求（direct appeals）和间接请求（indirect appeals）。直接请求将首次解决问题的尝试交给交际对象，而间接请求则由学习者先做出初步尝试，再引发交际对象参与意义协商。其他如转述、迁移或模仿等策略只有在引发了交际对象的合作反应之后，才能被纳入互动式交际策略的范畴。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从话语分析角度考察了策略使用的互动功能，以表明心理语言学定义并不忽视情境因素。他们引用了 Grice 的合作原则，并指出在二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互动中，本族语者还遵循“当学习者发出表达困难信号时提供帮助”的合作原则，但这一原则可能与“面子保全”（facesaving）原则发生冲突。当学习者面临计划执行或建立困难时，通常会通过三种方式表现出来：隐含的不确定信号（如犹豫、自我修正、口误）、明确的不确定信号（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以及直接请求。这三类问题指示语（problem indicators）对交际对象施加的协助义务程度不同。作者借用“条件相关”（conditional relevance）概念说明，直接请求具有较高的条件相关性，交际对象若不施以帮助就会显得明显不合作；而隐含或明确的不确定信号则条件相关性较低，交际对象可以选择协助，也可以仅表示理解而不提供具体帮助。文章通过多个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对话实例展示了这些互动特征，例如德语学习者直接提问 what is ‘kunst’，本族语者立即回答 art；而丹麦语学习者在表达 sew 时发出困难信号后，本族语者仅以 no 回应而未提供帮助。作者还指出，学习者的眼神接触和其他体态语可以改变某一问题指示语的语力，使其更接近直接请求或仅作为表达性信号。
在最终比较部分，作者用图示表明，互动式定义下的交际策略只是心理语言学定义下交际策略的一个子集。该子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学习者在话语中明确或隐含地标记了问题；交际对象将该信号解释为请求；交际对象采取合作性的帮助行为。作者认为，这一子集虽然重要，但并非全部。首先，本族语者并非总是帮助学习者，学习者有时也不希望获得帮助，因此非合作性问题解决不应被排除在交际策略之外。其次，高水平学习者往往能够提前预测交际问题并在计划阶段解决，问题甚至不会在言语表层显现，形成“隐性策略”（covert strategies）。这类策略对于面子需求较强、外语角色特征不明显的进阶学习者尤为重要。因此，若将交际策略限定在互动合作范围内，将无法涵盖这些重要的策略使用形式。
文章最后回到开篇提出的评价标准，即内部一致性与覆盖范围。作者认为，Tarone 的互动式定义与其提出的交际策略分类体系之间存在不一致，无论采用弱主张还是强主张，都难以调和。若要保证模型与范畴之间的一致性，就需要重新建立一套符合互动式定义的策略分类体系。在该体系建立之前，心理语言学定义在内部一致性方面更为充分。同时，心理语言学定义能够涵盖互动式定义所包含的策略，并且还能包括书面语等无即时反馈情境中的策略使用以及隐性策略，因此在现象覆盖范围上也更为全面。作者主张，心理语言学定义辅以对互动特征的具体分析，是比互动式定义更为适当的研究框架。
该论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将“定义”问题从常识化讨论提升为具有认识论基础的方法论反思，强调研究范畴的建构性与评价标准。第二，文章通过引入弱互动与强互动主张的区分，对互动式定义进行了精细化批评，揭示了基于产品层面反应来界定过程性策略的局限性。第三，作者使用条件相关性和面子保全等语用学概念，将二语交际策略的微观互动特征系统化，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话语分析工具。该文的观点不仅在第二语言交际策略研究中具有奠基性作用，也为研究者在构建分析范畴、处理过程与产品关系、平衡理论定义与实证可操作性之间提供了至今仍有意义的参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