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一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的书评文章，作者是王钦。文章旨在评介朱羽的学术著作《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并以此为契机，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文章不仅是对朱羽著作的梳理与评价，更是一次独立的、富有理论深度的思想阐述，围绕“自然”这一核心概念，剖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内在张力、矛盾及其限度。
论文核心观点阐述
一、 问题缘起：社会主义文艺的自我确证难题与朱羽研究的介入
文章开篇即引入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文化的特征在于其“去专业化”和“无序”，其革命性在于通过模仿和追求“高级文化”，打破了资产阶级建立的精英/大众、体力/脑力劳动等文化区隔。由此，作者王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其文化实践必然要形成稳固的“作品”和评判标准。那么，社会主义文艺及其评判体系，如何既区别于资产阶级文艺范式，又能不依赖于简单的政治否定性逻辑（即“资产阶级的是坏的，所以无产阶级的是好的”）来进行自我确证？尤其是在回顾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实践时，这一问题变得尤为复杂。一方面，既有研究多强调政治干预对文艺的决定性影响，或将文艺视为社会史材料；另一方面，对少数经典作家（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的反复重读，虽深化了文本阐释，却也可能遮蔽了该时期文艺实践的广阔幅度和整体性问题意识。在此背景下，朱羽的著作以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涵盖山水画、小说、戏剧、新民歌、相声、电影、哲学论争等）和核心概念的整合力（以“自然”为枢纽），为拓宽研究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羽并非进行简单的道德或政治评判，而是试图贴近历史现场，呈现文艺实践内部的张力和动力。
二、 核心框架：“自然”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总体性难题
王钦重点阐释了朱羽著作中“自然”概念的多重内涵与核心地位。朱羽并非在单一意义上使用“自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凝聚了社会主义实践各种矛盾与可能性的“难题”结构。具体而言，“自然”在三个层面展开： 1. 在发展主义-生产层面：“自然”是征服、支配与改造的对象（客观自然界），需以科学规律把握。 2. 在民族主义-政治层面：“自然”指习俗、制度、礼法等“第二自然”，是治理的依据与资源。 3. 在社会主义-革命层面：“自然”指向需要被批判和超越的资本主义“自然历史”，同时孕育着对“自然的人化”和“新人”的追求。
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根本难题在于：它必须不断对看似“自然”的事物（外在自然、内在人性、传统习俗）进行“去自然化”改造；但同时，其实践的出发点又必须依托于这些“自然状态”，并最终需要将改造的结果本身“再自然化”，确立为新的、正当的“自然”。文艺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既是“去自然化”的武器，也是“再自然化”的装置。然而，文艺“作品”的自足性与它被赋予的教化、确证功能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缝隙。
三、 个案深描：文艺实践中的“自然”张力与表征困境
王钦通过评述朱羽对具体文艺形式的分析，展示了上述理论框架的阐释力。 1. 山水画改造与政治主体性的空间化：朱羽指出，50年代山水画改造的核心，并非简单加入社会主义元素（如炼钢炉），而是整体性地将传统山水画的“非历史”取向历史化，通过“山水表象”的媒介，让新的革命主体性找到一种“空间化的存在”的视觉表现。新的山水风景呼应着劳苦大众解放后占有世界的新政治形态。然而，传统山水画承载的“隐逸”叙事等集体无意识，与“新的集体性”之间的沟通并不稳定。 2. 小说（以周立波《山乡巨变》为例）与生活世界的晦暗肌理：小说中对“社会主义风景”的描绘，在确证新政治身份的同时，也无法避免地呈现了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活动”和“难以摆脱的习惯”。如神龛已去但“位置”犹存，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所面临的、无法被“历史”叙事完全渗透的、惰性的生活世界肌体。这构成了“自然”内部“自发”性对“自觉”改造的抵抗与限度。 3. “大跃进”新民歌：过程 versus 作品，以及激进的“瞬间”：朱羽认为，“大跃进”群众文艺的意义不在于“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在于其“生产”尺度。它模仿了高速度的劳动节奏，其内在的时间意识导致了作品的“可速朽性”。王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激进化了这一解读：他指出，“新民歌”实践的真正价值或许恰恰在于其对“作品”的否弃，其革命承诺体现在不断创作、不断更新的“过程”本身，以及这一过程的自我毁灭倾向上。它是“表现”（perform）而非“再现”（represent）。因此，其未能产生经典“杰作”并非失败，而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王钦认为，朱羽最终将实践失败归因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惰性生活世界肌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大跃进”文艺激进逻辑的论述强度。 4. 社会主义喜剧与“革命的分心”中的偶然性：朱羽分析社会主义新喜剧时提出“革命的分心”机制，即主人公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偶然契机，“自然而然”地转向高尚的公共行为，从而弥合革命生活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王钦则敏锐地指出，这种依赖“偶然”的机制本身包含着风险：“分心”所引入的偶然性、不可规定性，可能像《山乡巨变》中神龛的“空位”一样，成为一个无意义却顽固的剩余，干扰着政教机制对意义的全面控制。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在试图收编一切偶然、赋予一切以意义时，所遭遇的固有困难。 5. “新人”建构与对“俗常人性”的排除：朱羽指出，“新人”之“新”在于其能将自身与普遍性事业关联。王钦则补充道，这种建构是通过不断排除被视为资产阶级残余的“俗常人性规定”来实现的，这导致了一种追求纯粹性的“自动重复机制”，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
四、 结论：作为“外部”的“自然”与文艺实践的限度
通过对朱羽著作的评述与深化，王钦最终回答了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自我确证及其评判标准，必须置于整体性的历史改造进程中理解，它们本身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和构成部分。然而，朱羽的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自然”——无论是作为外在对象、内在人性还是生活习俗——构成了社会主义实践无法彻底消化、却不断返回的“外部”。这个“外部”强迫性地以各种形式（如晦暗的生活肌理、无意义的偶然、无法消除的“俗常”残余）嵌入“作品”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无法完全克服的限度。正是从这个内在的“外部”因素出发，我们可以窥见后来“新时期”文学重新发掘人性、个体与日常生活的某种历史渊源。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难题与张力，为其后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曲折的伏笔。
论文的价值与意义
王钦的这篇书评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介绍与褒贬，它是一次高度理论化的同行对话与思想推进。其价值在于： 1. 精准的学术定位：清晰指出了朱羽著作在拓宽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视野、提炼核心概念（“自然”）进行整体性考察方面的重要贡献。 2. 深度的理论阐释与拓展：不仅梳理了朱羽的核心论点，更运用朗西埃、精神分析（如“被压抑者的复归”、“自动重复机制”）等理论资源，对原著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深化、补充甚至挑战（如对“大跃进”文艺的解读），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思考深度。 3. 清晰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艺如何自我确证”这一核心问题展开，通过剖析“自然”难题，将政治性、美学形式、生活世界等多个维度有机串联，论证严密，层次分明。 4. 揭示历史实践的复杂性：文章拒绝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着力呈现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内在的悖论、张力与未完成性，为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更具辩证性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5. 强烈的现实关照：通过对历史遗产的批判性梳理，文章暗示了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中一些持久存在的难题（如“常态”与“例外”、教化与自发、总体性与偶然性等），这对于思考当下的文艺与文化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