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属于类型a，即单一原创研究的学术论文。以下是对该研究的学术报告。
本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刘娜（Na Liu）担任通讯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刘元梦（Yuanmeng Liu）以及李福印（Fuyin Thomas Li）共同参与完成。论文发表于国际语言学期刊 Lingua 第326卷（2025年），文章编号104017，于2025年7月19日在线发布。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属于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与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领域，具体聚焦于汉语普通话中的极量程度结果式（extreme degree resultatives）。在汉语中，结果式通常由表示动作的V1和表示结果的V2构成，但有一类特殊的结果式并不表达字面上的结果，而是表示动作或状态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例如“羞死了”“开心死了”。以往研究多关注这些极量程度补语的词汇意义，较少探讨其构式变异和构式网络关系，且多依赖少量自造例句，缺乏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重点考察以“死”“透”“坏”为极量程度补语的三个构式——[VP/AP-死]、[VP/AP-透]和[VP/AP-坏]——在搭配特征、语法化程度和能产性方面的差异与联系，并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死”“透”“坏”在搭配模式上有何不同，这些不同如何与其语法化程度相关联；第二，三者的能产性差异如何反映其语法化阶段和语义泛化程度；第三，新兴的极量程度补语如何依赖既有补语的语义扩展。
在研究方法与工作流程方面，本研究采用语料库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语料来自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由于极量程度构式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BCC语料库以其约150亿字的大规模数据、广泛的语域覆盖和便捷的检索功能成为合适的数据来源。研究的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步，数据收集与初步统计。 研究者以“VP/AP+死/透/坏+了”为检索式，从BCC语料库中收集实例，得到“死”构式共81848例（动词前64507例，形容词前17341例），“坏”构式共12058例（动词前10199例，形容词前1859例），“透”构式共9424例（动词前4153例，形容词前5271例）。数据显示“死”构式的出现频率远高于“透”和“坏”，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1），初步表明“死”是三个构式中最典型的成员。
第二步，数据清洗与抽样。 由于“死”构式实例数量庞大，研究者设定了最低频率阈值，以“[形容词+坏+了]”构式的1859例为基准，随机抽取100例，抽样比例约为5.38%，并将该比例应用于其他构式。抽样后，研究者对数据进行清洗，仅保留真正表示极量程度的实例。清洗后，“透”构式保留489例（动词前207例，形容词前282例），“坏”构式保留230例（动词前140例，形容词前90例），“死”构式保留3587例（动词前2693例，形容词前894例）。约86.53%的清洗后数据来源于微博平台，其余主要来自小说语料。
第三步，变量设置与标注。 研究者基于前人研究中识别的语义特征设置了两个核心变量。第一个变量是谓语类型，分为七类：动作动词（如“笑”）、心理动词（如“恨”）、性格形容词（如“帅”）、状态形容词（如“累”）、事态形容词（如“堵”）、心理形容词（如“倒霉”）和情感形容词（如“高兴”）。第二个变量是语义韵，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所有清洗后的实例均按照这两个变量体系进行人工标注。
第四步，统计分析与可视化。 研究者采用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对搭配偏好进行可视化呈现，展示了三个构式在谓语类型和语义韵维度上的分布差异。同时，通过计算类符频率、形符频率、一次性类符（hapax legomena）数量和类符-形符比来评估三个构式的能产性。
研究获得了以下主要结果：
第一，三个构式在谓语类型上表现出显著不同的搭配偏好。 MCA分析显示，“死”构式具有最高的灵活性，与七种谓语类型均有较为均衡的搭配分布，既能与心理动词（如“吓”）共现，也能与动作动词（如“笑”）共现。“坏”构式则强烈偏好状态形容词（如“冻”“累”），状态形容词在其搭配中占据极高比例，心理形容词较少出现；且动作动词在“坏”构式中明显不足，仅出现“笑”“管”“逗”“骂”四个。“透”构式则表现出对心理形容词（如“倒霉”）和事态形容词（如“凉”）的强烈偏好，主要用于强化对情境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透”构式是唯一能与“思考/理解”类动词（如“琢磨”“研究”）搭配的构式。这一结果表明，“坏”和“透”的搭配范围比“死”更为受限，其中“透”的限制性最强。
第二，三个构式在语义韵上也表现出不同倾向。 积极义谓语主要与“死”共现，其次是与“坏”，而“透”与积极义谓语的共现最少。“坏”与中性谓语的关联最为密切，这是由于其倾向于与缺乏情感倾向的状态形容词搭配。“透”构式中积极义谓语显著不足（16/489例），消极义谓语显著过多（288/489例）；而“死”构式则相反，积极义谓语显著过多，消极义谓语显著不足。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认为极量程度结果式主要表达消极意义的传统观点，表明三个构式的搭配模式远比此前假设的更为多样和灵活。
第三，三个构式的能产性存在差异。 通过计算类符-形符比和一次性类符比例，研究发现“[VP/AP-透-了]”构式的能产性最高（类符111个，一次性类符75个，类符-形符比4.41，一次性类符比例67.57%），其次是“[VP/AP-坏-了]”构式（类符32个，一次性类符18个，类符-形符比7.19，一次性类符比例56.25%），而“[VP/AP-死-了]”构式的能产性最低（类符324个，一次性类符147个，类符-形符比11.07，一次性类符比例45.37%）。尽管“死”构式拥有最高的类符频率，但由于其极高的形符频率（即构式固化程度最高），其能产性反而最低。这一结果表明，“死”已高度语法化并成为三个极量程度结果式中最典型的成员，而“透”和“坏”构式仍处于语法化进程中，属于较为边缘的构式。
第四，极量程度结果式的构式网络不断扩展，涌现出55个新成员。 研究者以表8中的高频谓语为引导，识别出55个新的极量程度补语，并将其归为四大语义类别：第一类为“丧失生命/意识”类动词，如“毙”“挂”“没”“晕”“昏”等；第二类为“丧失正常状态”类动词和形容词，如“疯”“崩溃”“傻”“呆”“慌”等；第三类为“物体结构异常”类动词，如“翻”“崩”“塌”“爆”“炸”“裂”“破”“扁”“垮”等；第四类为“非消极变化”类，包括“翻天”“开花”“活”“逗”等。其中，动词比形容词更容易被用作极量程度补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消极变化”类补语的出现表明极量程度结果式的语义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表达消极结果。
基于以上结果，研究提出了极量程度结果式的发展轨迹：从以“[VP/AP-死-了]”为代表的初始阶段，到以“[VP/AP-透-了]”和“[VP/AP-坏-了]”为代表的中间阶段，再到以新兴极量程度结果式为代表的高级阶段。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补语的原义逐渐消退，对谓语的限制逐渐减弱，构式对语境的依赖也逐步降低。语义冲突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谓语与补语之间的语义不兼容性越高，夸张效果越强，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非消极甚至看似不合理的补语能够进入该构式。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死”“透”“坏”三个极量程度补语在搭配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与其语法化程度密切相关；第二，“死”虽具有最高的固化程度，但其能产性最低，而“透”和“坏”则在去语义化的过程中不断扩展搭配范围，仍处于语法化进程中；第三，极量程度结果式构式网络正不断扩展，新成员的出现和语义范围的扩大表明该构式正在走向成熟。本研究的价值在于：在理论层面，填补了构式网络研究中关于极量程度结果式的空白，揭示了语法化程度与能产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方法层面，采用大规模语料库量化分析方法，克服了以往研究依赖自造例句的局限性；在应用层面，为汉语教学和词典编纂提供了基于实证的搭配信息。
本研究的亮点包括：第一，挑战了极量程度结果式主要表达消极意义的传统观点，发现“死”构式积极义谓语显著过多；第二，通过计算类符-形符比和一次性类符比例，量化区分了三个构式的能产性差异；第三，识别出55个新的极量程度补语，并提出了四个语义类别，其中包括前人未涉及的“非消极变化”类；第四，提出了极量程度结果式的三阶段发展轨迹，为该领域的历时研究提供了理论假设。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属于共时研究，无法直接验证三个构式之间的历时演变关系，作者也在文末指出了未来可从历时语料库、心理语言学实验和跨方言比较等方向进一步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