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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由Anna Szerb（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与Nathan Furr（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共同完成，作为研究文章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期刊，于2025年发表。该研究探讨了创新生态系统的起源与动态演化规律，为战略管理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本研究的核心科学领域是战略管理与产业演化，特别聚焦于创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创新生态系统指的是围绕一个核心创新，由生产各种互补组件（components）和配套服务（complements）的广大企业群体所构成的网络。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对于核心企业（focal firms）能否通过创新为最终用户创造价值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研究多从核心企业的视角出发，探讨生态系统如何辅助核心企业，却严重忽视了生态系统本身如何产生、又如何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演化这一根本性问题。
因此，尽管我们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熟知核心产业通常会经历技术发酵、主导设计（dominant design）涌现、震荡（shakeout）与集中等阶段，但这些理论对于由核心企业和非核心企业共同构成的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将如何演化，却给出了模糊甚至矛盾的预测。例如，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当核心产业经历震荡收缩时，其周围的生态系统是同步收缩还是会逆势扩张？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关键空白，通过考察全球太阳能光伏（PV）生态系统，系统性地回答以下四个核心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RQ）： 1. RQ1：生态系统从何而来？其起源如何影响后续的演化？ 2. RQ2：核心产业的演化（特别是震荡期）如何影响整个更大的生态系统？ 3. RQ3：制度环境（具体指生态系统嵌入的不同制度框架）如何塑造生态系统的演化？ 4. RQ4：随着生态系统规模的扩大，企业如何应对生态系统瓶颈（bottlenecks），这对生态系统的结构有何影响？
本研究是一项深入的探索性研究，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作为实证背景。其工作流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环节一：双数据集构建与整合 为了全面捕捉生态系统从早期涌现到后期扩张的全过程，研究团队构建并整合了两套独特的数据集，覆盖了不同的时间阶段。 * “震荡前”数据集（Pre-shakeout Dataset， 1999-2010年）：此阶段完整数据稀缺。研究者使用了行业领先协会*Photon International*的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要求生态系统参与者自报其产品型号及引入年份，从而提供了1999年至2010年间各关键生态系统元素（如核心制造设备、平衡系统部件）出现时间的重要信息，覆盖率约90%。同时，本研究整合了行业分析机构Greentech Media提供的、在先前研究中已验证的核心企业（光伏组件制造商）数据，覆盖了95%的主要企业。这套组合数据集侧重于生态系统的早期涌现和结构形成期，直至核心产业震荡开始（2010年）。 * “震荡后”数据集（Post-shakeout Dataset， 2011-2020年）：从2011年起，研究者转用全球光伏产业联盟ENF提供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2011年至2020年间全球光伏生态系统全部9917家企业（包括核心和非核心企业）的季度数据，信息涵盖企业名称、地点、员工规模及其参与的生态系统环节。这套数据集的优势在于广度，使得研究者能够分析震荡后整个生态系统种群（population）的动态演化。 * 数据衔接与里程碑界定：两套数据通过关键产业里程碑进行衔接。这些里程碑（企业起飞于1998年、销售起飞于2004年、主导设计出现于2008年、产业震荡始于2011年）的计算和确定方法遵循了产业演化研究的经典文献，并与先前对光伏产业的研究保持一致，确保了时间线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环节二：定性访谈与三角验证 为了深化对定量数据所揭示模式的理解，并探究其背后的机制和原因，研究者进行了18次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包括行业分析师、企业高管和研究人员。在访谈中，研究者向受访者展示了从数据集中观察到的演化模式（如不同区域的增长差异、企业迁移模式），并请他们解释这些模式可能产生的原因。这些定性洞察对于解释定量发现的“为什么”至关重要。此外，研究者还辅以行业研究报告、政府文件和会议参与等方式进行三角验证。
环节三：针对四个研究问题的分析流程 基于上述数据集，研究者分别对四个研究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和视角。 1. 针对RQ1（生态系统起源）：主要利用“震荡前”数据集。研究者首先对光伏生态系统各元素（如扩散炉、层压机、逆变器等）的起源进行了分类，将其划分为 “转移”（从相邻生态系统，如半导体、食品工业延伸而来）和 “创造”（为光伏产业首次开发）。通过分析不同起源类型元素首次出现的时间，以及在不同产业里程碑（企业起飞、销售起飞等）时生态系统元素的可用比例（例如，在企业起飞时，已有70%的生态系统元素可从非核心企业处购得），来验证生态系统是否早于核心产业出现。此外，研究者通过分析设备性能数据（如晶圆切割速度、层压面积等）和访谈，探索了“转移”是否不仅带来了产品，还可能带来了“架构师”（architect）角色（即定义其他参与者性能边界的企业）。 2. 针对RQ2（产业生命周期影响）与RQ3（制度环境影响）：综合利用两套数据集，并进行跨地域比较。研究者绘制了核心企业与非核心企业种群数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特别关注在核心产业震荡期（2011年后）两者的对比。同时，将全球分为两大制度区域：欧洲（及美国）与亚洲（主要是中国）。基于文献和访谈，将两大区域在制度逻辑（产品创新 vs. 生产规模）和时间导向（短期 vs. 长期）上进行区分。研究者分别绘制了不同区域、不同生态系统环节（上游组件如材料/设备、下游互补品如安装/销售）的企业数量演化轨迹，并对比了它们在震荡前后的表现。 3. 针对RQ4（生态系统瓶颈影响）：主要利用“震荡后”数据集，并结合先前文献（如Hannah & Eisenhardt, 2018）确定的三个关键瓶颈阶段：销售（2013年前）、安装、以及平衡系统（2013年后）。研究者分析了在瓶颈出现和演变期间，相关环节企业种群数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追踪了生态系统的企业迁移现象，即企业从其最初进入的生态系统环节，多样化（diversify）到其他环节的行为。具体分析了核心企业向下游瓶颈环节（安装、平衡系统）迁移的趋势，并区分了企业在进入时即是多元化还是后期才多元化。 4. 补充分析：研究者进行了更精细的统计分析和案例分析以支撑主要发现。这包括：对瓶颈期内企业生存率的补充分析；对核心企业向上游迁移的案例分析；以及对不同类型企业（如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企业）在生态系统演化中命运的对比分析（如附录中对比晶硅技术与薄膜技术企业的数量变化）。
针对RQ1的结果：研究发现，太阳能光伏生态系统的起源远早于预期，支持了“组件优先”的观点。大部分关键生态系统元素在核心产业起飞前就已存在。例如，在核心企业数量开始起飞（1998年）时，已有70%的生态系统元素可从市场上获得。其核心机制是 “转移”与“再专业化”：大量元素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相邻的成熟生态系统（如半导体设备之于光伏电池制造，食品工业层压机之于光伏组件封装）中转移过来，并迅速针对光伏应用进行 “再专业化” 改造。此外，研究观察到某些非核心企业（如上游设备制造商、下游安装商）从原有生态系统中带来了“架构师”角色，在新生态系统中定义了性能边界。
针对RQ2的结果：核心产业与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在核心产业经历剧烈震荡、企业数量锐减的时期（2011-2013年），整个生态系统（非核心企业）的种群数量却实现了总体扩张。这挑战了震荡会导致生态系统同步萎缩的直觉。研究者将此归因于“震荡红利”（shakeout benefits）超过了“震荡负债”（shakeout liabilities）。“震荡红利”包括主导设计确立后需求不确定性降低、市场规模因成本下降而迅速扩大，这吸引了大量非核心企业进入。“震荡负债”（如核心企业议价能力增强、合同风险）虽然存在，但主要影响了上游组件供应商。
针对RQ3的结果：制度环境对生态系统的演化轨迹具有决定性影响。欧洲和亚洲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和时间导向，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早期，欧洲凭借产品创新导向和安装补贴，成为生态系统的主要发源地。然而，随着主导设计确立，亚洲（特别是中国）转向以生产规模扩张和长期支持为导向的制度逻辑，迅速吸引了生态系统的重心转移。即使许多生态系统元素（如设备）可以跨境运输，生态系统的种群仍然大规模地、不可逆转地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这表明制度嵌入性深刻地影响了企业在何处集聚。
针对RQ4的结果：生态系统瓶颈的出现和解决，是驱动生态系统结构变化的关键力量。研究发现： 1. 瓶颈环节的扩张：当某个环节（如安装）成为瓶颈时，该环节的企业种群数量会显著扩张。 2. 跨环节的企业迁移：瓶颈（和核心产业震荡等负面事件）会触发显著的“生态系统迁移”。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大量核心企业（光伏组件制造商）会向下游的瓶颈环节（安装、平衡系统）进行多样化扩张，尽管这些环节所需的能力（如工程安装）与核心的制造能力截然不同。生存分析证实，这种向下游安装环节的多元化策略，显著提高了核心企业在震荡期的生存概率。
本研究通过对太阳能光伏生态系统演化历程的精细剖析，得出了关于创新生态系统动态性的七个程式化发现，挑战并完善了传统的产业演化理论。
主要的科学价值与理论贡献在于： 1. 揭示了生态系统早期起源的“转移”机制：生态系统并非单纯跟随核心产业扩张而“内生专业化”，而是可以更早地通过从相邻生态系统“转移”元素并“再专业化”而快速形成。这引入了“再专业化”作为解释技术转移的新机制。 2. 界定了生态系统独立的生命周期：研究发现生态系统具有与核心产业不同步、甚至相悖的生命周期（如在震荡期扩张），表明需要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独立但内生的分析单元来研究其演化规律。 3. 强调了制度环境的塑造作用：研究证明，生态系统的演化并非抽象的全球模式，而是深深地嵌入并受制于具体的制度框架（如区域性的政策逻辑和时间导向）。这为理解全球价值链重组和产业地理变迁提供了生态系统层面的新解释。 4. 阐明了瓶颈驱动的动态演化：生态系统演化不仅是市场扩大的线性过程，更是由瓶颈、震荡等事件触发的动态再配置过程。瓶颈不仅催生了新企业进入，更驱动了现有企业在生态系统内部进行战略性的跨界迁移。
在应用价值方面：研究为企业家、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启示。企业家需要关注相邻生态系统的知识溢出和潜在的“转移”机会；在核心产业震荡期，对于互补品提供商而言可能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机遇；企业战略选择（如是否向下游瓶颈环节整合）需要置于生态系统演化的动态背景中考量；政策制定者在培育新兴产业时，不仅需要支持核心技术创新，更需有意识地营造有利于整个互补性生态系统形成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