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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双轮驱动的数字产业集群演化机理:一项多案例研究

期刊:科研管理DOI:10.19571/j.cnki.1000-2995.2025.10.002

关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双轮驱动的数字产业集群演化机理:一个多案例研究》的学术报告

本研究由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汪旭晖教授及其博士研究生谢寻共同完成,于2025年10月发表在中文期刊《科研管理》(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第46卷第10期。

本文是一篇聚焦于数字经济领域的学术论文,其核心议题是探讨数字产业集群这一新兴经济现象的演化发展机制。研究的背景源于中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然而,尽管数字产业集群在网络空间的集聚广度已取得进展,但实践中存在产业链融合度不高、不同企业获取和利用数字资源能力差异大等问题,导致集群内部的“数字鸿沟”从早期的“接入鸿沟”转向了更深刻的“能力鸿沟”。现有研究多关注地理空间的产业集群或从单一时点、单一因素探讨其发展,对于数字产业集群在网络空间如何动态演化、其内在驱动机制是什么等基础理论问题探讨不足。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双重作用如何构建数字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机制?第二,集群内部复杂的网络关系如何变化,参与者应如何配置网络关系以促进集群可持续发展?

为深入探究这些问题,作者采用了探索性多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设计遵循了案例研究的严谨原则。首先,在案例选择上,遵循了典型性、差别性和数据可获取性三大原则,选取了合肥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杭州数字安防产业集群和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这三个集群均拥有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跨产业的网络空间集聚,对我国数字产业集群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它们在主导产业、引领力量构成(如“数字原生企业+政府”、“在位企业+研究机构”、“制造企业+科技公司”)和优势企业角色(“赋能者”、“构建者”、“服务者”)上存在差异,有利于进行理论复现和对比分析,提高结论的普适性。

在数据收集方面,研究严格遵循三角验证原则,从多渠道获取信息以确保信度和效度。数据来源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主要通过2024年9月对合肥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杭州数字安防产业集群(阿里云)相关高层管理人员的半结构化线上访谈获得,形成了录音文件和访谈记录。二手资料则广泛收集自案例企业官网、年报、行业研究报告、学术数据库(如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以及主流媒体平台的公开报道,内容涵盖集群业务活动、发展动态和平台应用等。

在数据分析环节,研究者采用了系统的三级编码流程。首先,将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按时间线索整理并导入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2。接着,进行开放式编码,将原始语句提炼为初始概念节点。然后,通过主轴编码,将相关联的一阶概念归纳为12个二阶主题,例如“数据激活”、“技术利用”、“模仿式网络嵌入”、“参与者共创”等。最后,在共同演化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选择性编码,将二阶主题聚合到“动力因素”、“演化行为”、“演化结果”三个核心维度中,并依据生态演化逻辑,构建出数字产业集群三阶段演化的理论模型。

通过对三个案例的深入分析和对比,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发现与结论:

第一,揭示了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双轮驱动”的具体作用机制及其对集群演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交互并非静态,而是随着集群发展不断深化和提升效率的动态过程。这种“双轮驱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三个递进阶段:1) “数据激活-技术利用”阶段:核心是处理“数据沉睡”问题。优势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如大数据分析、标准化技术)采集、加工沉睡的数据,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提升集群整体数字化认知和能力,为搭建数字平台、实现初步网络连接奠定基础。2) “数据共享-技术迭代”阶段:核心是解决“协作失调”问题。通过促进数据在多元主体间的复用与共享,并利用共享数据加速技术研发和算法优化,推动模块化技术创新网络构建。这延伸了平台网络架构,使其从单一的交易属性向兼具交易、创新等多重属性进化。3) “数据联动-技术定制”阶段:核心是突破“生态壁垒”。通过建立数据流通标准促进数据结构化和开放,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数据+算力+算法”的集成模式。这使得技术能够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通过协同捆绑和跨界融通,打破行业和区域壁垒,最大化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这种交互程度的加深和效率的提升,是推动集群在网络空间加快集聚、改变集群发展模式和竞争力的根本动能。

第二,识别了数字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网络嵌入方式的动态转换路径。 研究指出,在“双轮驱动”的作用下,集群企业间的数字连接方式和网络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转换特征:1) 网络构建阶段:模仿式网络嵌入。此阶段集群呈现“依托型”发展特征。数字化能力有限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附于集群内的优势企业(如科大讯飞、海康威视),通过后者构建的数字平台获取数字化解决方案和资源,其网络行为以学习和模仿为主。2) 生态进化阶段:渐进式网络嵌入。集群向“平等型”发展过渡。随着数据共享和技术迭代,更多企业积累了自主能力。企业间连接由单纯的依赖转变为基于任务的协作,通过“参与者共创”和“边界桥接”,网络关系横向(跨行业)和纵向(产业链)延伸,形成更为平等、稳定的协作网络。3) 生态开放阶段:突破式网络嵌入。集群发展为“共生型”生态。通过“协同捆绑”(如长飞光纤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和“跨界融通”(如科大讯飞“1+N”大模型体系),大中小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主体之间形成深度共生关系。网络连接突破原有集群边界,实现跨平台、跨区域的互联互通,组织边界不断模糊,生态呈现开放、动态平衡的特征。这一路径表明数字产业集群的演化是一个从“中心化”到“去中心化”的松散耦合过程。

第三,构建了数字产业集群“三阶段”演化机理的整体模型。 综合以上发现,研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演化框架。数字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对应不同的核心问题、双轮驱动焦点、网络嵌入模式和集群发展特征:1) 初始阶段:网络构建。核心问题是“数据沉睡”,驱动焦点是“数据激活-技术利用”,网络嵌入模式为“模仿式”,集群呈现“依托型”发展,生态特征是“连接”。2) 成长阶段:生态进化。核心问题是“协作失调”,驱动焦点是“数据共享-技术迭代”,网络嵌入模式为“渐进式”,集群呈现“平等型”发展,生态特征是“融合”。3) 成熟阶段:生态开放。核心问题是“生态壁垒”,驱动焦点是“数据联动-技术定制”,网络嵌入模式为“突破式”,集群呈现“共生型”发展,生态特征是“共生”。这三个阶段并非线性割裂,而是螺旋递进、循环上升的过程。

本研究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启示。在理论层面,它首次从“数据要素-数字技术”交互的共演视角,构建了一个分析数字产业集群动态演化的整合框架,弥补了现有研究多从静态、单因素视角出发的不足。同时,研究将网络嵌入性理论应用于数字产业集群情境,揭示了其网络关系从模仿到渐进再到突破的动态转换规律,深化了对数字时代产业组织形态演变的理解。此外,研究突破了传统产业集群“数量-质量-品牌”的线性演化路径,提出了数字产业集群独特的“连接-融合-共生”生态演化路径。

在实践启示方面,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推动数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对于政府而言,应:1) 加强数据要素价值化研究和流通交易模式探索,同时构建数字技术攻关体系,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将“双轮驱动”的交互效益转化为集群成长动能。2) 引导集群根据所处阶段(构建期、成长期、成熟期)采取相应的发展模式(依托型、平等型、共生型),实施差异化扶持政策。3) 推动构建开放共生的集群网络,支持建立数字产业集群大数据平台,整合资源,培育网络化体系,打造数字生态共同体。对于集群内企业而言,应积极构建和完善自身的共生网络,利用网络中的异质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创新型企业则应牵头搭建多层次合作平台,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实现共生共荣。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首先,研究问题紧扣国家战略前沿(数字产业集群)与实践痛点(能力鸿沟、产业链融合度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严谨的探索性多案例研究设计,选取了三个具有对比性的典型案例,通过丰富的多源数据和系统的三级编码分析,保证了研究发现的可信度和理论饱和度。再次,理论构建上,创造性地整合了共同演化理论和网络嵌入性理论,提出了“双轮驱动-网络嵌入转换-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机制模型,清晰地揭示了数字产业集群从“物理+地理”集聚向“网络+生态”集聚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微观过程,为理解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主要聚焦于集群内部的演化关系,对集群与集群之间的互动与共生演化讨论不足;主要从网络嵌入性视角切入,未来可纳入更多变量(如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等)以构建更全面的解释模型。这些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可以从多集群共生演化的角度,拓展网络嵌入性的维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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