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与社交媒体日益渗透人类生活的时代，人类社交性与文化的基础正面临深刻重塑。本文旨在解析这一转型，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我们“共在模式”的神经生物学根基与文化创造力。

本文作者为Giuseppe Riva，其所属机构为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心理学系、人文科技实验室以及意大利Auxologico研究所应用神经心理学技术实验室。该文章于2025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期刊上，是作为Giuseppe Riva获得2025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心理学国际进展杰出贡献奖的受邀稿件发表的。

论文主题： 文章核心议题是探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如何重塑人类“共在模式”的神经生物学基础，进而对人类文化的开放性与创造性构成双重威胁，并提出应对这一“数字我们”挑战的潜在路径。

核心论点一：人类的“共在模式”是文化创造力的神经生物学基石。 文章指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关键在于文化的“开放性”——即不断生成、精炼和传递新解决方案以适应新挑战的能力。这种能力根植于人类的“集体意向性”或“共在模式”，即形成共享目标、协调行动并作为一个统一群体而非孤立个体运作的独特能力。这种模式并非抽象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具身化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所支撑，包括行为同步性、共享注意力、脑间耦合和情绪调谐。行为同步性（如共同舞蹈、仪式）能促进亲社会行为、社会联结感和积极的自我-他人边界模糊。共享注意力（如眼神接触、共同关注同一物体）涉及复杂的神经网络，能够实现大脑活动的同步，是协作学习和文化传递的基础。脑间耦合指在合作或有意义的对话中，个体间的神经活动会同步化，支持意图预测和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并与“共同代理感”密切相关。情绪调谐则涉及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等共享和调节情感状态，形成社会联结的“情感粘合剂”。这些机制共同将个体心智转化为一种真正的集体智慧，使人类能够取得超越个体之和的成就。

核心论点二：数字环境导致“共在模式”的“离身化”，削弱其神经基础。 尽管数字平台提供了跨越地理界限的连接机会，并在疫情期间及为边缘群体提供了重要支持，但它们本质上是“离身化”的。数字交互缺乏共享物理空间、丰富的非语言线索（如细微的姿势、表情变化）、实时反馈和共同的身体定向。这严重限制了支撑社会联结和群体认同的关键神经机制的激活。实验证据表明，在视频会议等数字环境中，由于缺乏相互凝视和实时反馈，脑间耦合显著减少。镜像神经元系统在视频介导的交流中也不能被有效激活。这些具身线索的缺失，意味着用户必须依赖更费力的认知过程来解释社交信号，导致更大的沟通负担、疲劳感，并最终使数字相遇产生情感平淡之感。这种从具身、面对面互动向数字交互的转变，逐步瓦解了支持共在模式功能的神经生物学和认知机制。在线平台更可能强化同质性集群，即用户因共享的信念、偏好或身份而聚集，形成“回音室”，这与促进跨边界自发相遇的实体社区形成对比。

核心论点三：人工智能作为“认知基础设施”介入，可能引致文化趋同与创造力窄化。 文章进一步提出，人工智能系统已超越被动工具角色，成为嵌入我们思维过程的主动认知伙伴。作者援引Chiriatti等人的概念，称之为“系统0”，这是一个在意识阈值之下对人类思维进行预处理（如筛选、排序、呈现信息）的算法层，它塑造了人类感知、判断和决策发生的条件，可被视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在创意和知识生产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整合带来了新的风险。研究证据（如Doshi和Hauser，2024）表明，在创意任务中使用生成式AI虽然能产生技术上更精致、个人层面更有创造力的产品，但却导致了跨个体输出的“文化趋同”——作品在风格和主题上变得越来越相似。这形成了一个社会困境：个人受益于AI提供的流畅性和支持，但集体产出却变得新颖性更低、更同质化，压制了人类文化长期演化的核心——开放性。此外，AI聊天机器人可能将用户引入阴谋论思维，形成一种新型的算法“回音室”。这种与算法系统的交互，缺乏人类对话所具有的偶然性、响应性、创造性张力，无法参与真正的相互意识和共享意向性，因而无法孕育新的文化轨迹。

核心论点四：“舒适-成长悖论”揭示了技术设计的核心矛盾，并指向解决方案。 文章将上述问题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框架——“舒适-成长悖论”中进行分析。这一悖论揭示了人机交互中的一个核心张力：现代技术系统日益被设计为提供无缝、无摩擦、超个性化的舒适体验（如个性化推荐、预测性文本），以最大化用户参与和留存。这种设计符合人类追求可预测性和熟悉性的心理倾向，有助于减少认知负荷和维持心理稳态。然而，当数字系统持续优先考虑舒适和即时满足时，它们可能无意中窄化用户的认知和情感体验范围，压制新奇性、模糊性和解释性挑战，导致“认知停滞”和“认知刚性”。另一方面，真正的认知和文化成长本质上是破坏性的，依赖于与差异的遭遇、不确定性空间的探索以及通过张力、不协调和协商达成的更深理解，这恰恰需要一定程度的不适感。因此，当前以舒适最大化为导向的技术设计，可能会抑制文化演化和个体发展所必需的“生产性不适”。

核心论点五：应对“数字我们”的挑战需要重新构想技术设计范式与定位。 为应对上述挑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关键建议。首先，在平台设计上，应有意引入“生产性不确定性”、“有益摩擦”和“偶发性发现”，例如设置“探索模式”，周期性地向用户呈现其典型模式之外的内容，并提供探索认知舒适区之外的支架策略。AI系统可被设计为嵌入“生产性不适”的特征，如偶尔挑战用户假设、提示换位思考或需要持续解决问题的任务。其次，需要将技术重新定位为具身人际关系的延伸，而非替代品。研究表明，当社交媒体被用于维持现有的线下关系时，往往能支持福祉、亲密感和情绪调节。AI工具，特别是会话代理和认知助手，应被定位为支持个体自主性的认知延伸（系统0），而非削弱它。第三，探索混合或“物理-数字”空间，这些环境审慎地融合物理和数字元素，在保留关键神经生物学线索的同时扩展交互能力，例如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在保持用户与周围环境联系的同时叠加数字信息。第四，考虑到数字共在模式的表现存在发展性差异（如儿童早期对具身互动的依赖、青少年对社交媒体反馈的高度敏感、中年人对家庭环境关注的偏好、老年人对即时通讯等同步连接感的重视），设计包容性的数字环境需考虑不同生命阶段的优先事项。

论文意义与价值： 本文系统地整合了认知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学和设计学等多学科视角，构建了一个理解数字时代人类社交性变迁的深刻理论框架。它不仅指出了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对人类集体意向性神经基础的侵蚀风险，更重要的是通过提出“舒适-成长悖论”，揭示了当前主流技术设计逻辑的潜在缺陷及其对人类文化长远发展的可能危害。文章的价值在于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批判，提供了基于实证证据和理论分析的建设性方向，呼吁从设计哲学层面进行根本性转变，即从追求舒适最大化转向精心平衡舒适与成长，以设计出能够增强而非取代人类基本社交能力、促进而非抑制文化开放性的技术系统。这对于心理学家、技术开发者、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