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AUKUS时代的中美竞争中的模糊结盟策略
本文由James Laurenceson撰写，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的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所），发表于2025年的《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期刊。文章探讨了澳大利亚在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的外交政策定位，尤其是AUKUS（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协议签署后，澳大利亚是否完全放弃了“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转而采取明确的“制衡”（balancing）立场。
近年来，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澳大利亚常被视为典型的“制衡者”（balancer），即通过支持其长期安全盟友美国来抵消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挑战。例如，2021年AUKUS的成立被广泛解读为澳大利亚彻底倒向美国的标志。然而，本文挑战了这一主流观点，认为澳大利亚并未完全放弃对冲策略，而是在安全与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显著的模糊性。
尽管AUKUS协议被视为澳大利亚全面倒向美国的证据，但作者指出，澳大利亚的许多政策仍与华盛顿存在分歧。例如：
- 对地区秩序的看法：澳大利亚与中国均认为“美国单极主导的时代已结束”，亚太地区已进入多极化（multipolar）格局。这与美国坚持维护“战略主导权”（strategic primacy）的立场不同。
- 经济政策：澳大利亚拒绝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贸易限制，例如未对华加征电动汽车关税，也未禁止TikTok。此外，澳大利亚积极加入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在WTO框架下与中国合作，而非像美国那样拒绝遵守WTO裁决。
- 安全政策的局限性：尽管澳大利亚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如增加美军在澳部署），但其领导人（如总理Anthony Albanese）仍强调与中国保持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拒绝将中国纯粹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支持证据：
- 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曾公开表示“不希望遏制中国增长”，并强调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
- 现任贸易部长Don Farrell提出澳中贸易额有望从3000亿澳元增长至4000亿澳元，显示经济合作仍是优先事项。
华盛顿主张通过“脱钩”（decoupling）减少对华经济依赖以降低安全风险，但澳大利亚采取了不同路径：
- 经济一体化优先：澳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强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促进繁荣，也有助于稳定与安全。
- “朋友外包”（friend-shoring）的局限性：尽管美国推出《通胀削减法案》（IRA）鼓励盟友建立供应链，但澳大利亚发现其实际受益有限。例如，美国仍优先本土企业，甚至限制含中资的澳大利亚锂矿企业获得补贴。
支持证据：
- 2023年，澳大利亚锂辉石出口的绝大部分流向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清洁能源制造中心，而美国等“志同道合国家”的市场需求极小。
- 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政策更倾向于“本土化”（onshoring）而非真正的“盟友协作”。
作者指出，除非发生极端情况（如军事冲突），否则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联盟在保障经济利益方面作用有限。例如：
- 贸易争端中的实际支持不足：2020年中国对澳实施贸易限制时，美国虽口头支持，但并未采取实质性行动帮助澳大利亚。相反，美国企业甚至趁机抢占澳企在华市场份额。
- 全球市场的调节作用：尽管中国限制澳煤炭进口，但澳煤迅速转向日本、印度等市场，整体出口未受严重影响，表明全球化市场仍具韧性。
支持证据：
- 美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优先满足本国企业需求，而非顾及澳大利亚利益。
- 澳大利亚通过WTO机制而非盟友协调解决了与中国的部分贸易争端。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
1. 挑战主流叙事：驳斥了“澳大利亚已完全转向制衡中国”的观点，揭示其政策中的对冲特性。
2. 政策启示：为中美竞争中的中等国家（如澳大利亚）提供了一种“战略对冲”（strategic hedging）的框架，即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同时在经济上保持与中国的合作。
3. 对中国的意义：作者认为，澳大利亚的模糊立场为中国提供了外交空间，可通过务实合作缓解“新冷战”风险。
本文表明，澳大利亚在AUKUS时代仍保持战略模糊性，其政策选择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对多极化格局的认知、经济利益的权衡，以及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完全信任。这一研究为理解中等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案例，也为未来亚太地区的外交互动提供了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