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家庭结构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本文由Sara McLanahan和Christine Percheski合作撰写,两位作者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论文于2008年发表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第34卷,题为《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ies》。
本文是一篇系统性综述,旨在探讨家庭结构变化如何成为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制。过去四十年间,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家庭结构多样化(如单亲家庭比例上升),作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婚姻和生育行为,导致单亲家庭(尤其是单亲母亲家庭)增多,而单亲家庭又通过资源分配和育儿方式影响下一代的流动性,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
作者通过分析1960-2000年的数据指出,单亲母亲家庭比例与收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同步上升。例如,1960年仅有6%的儿童与单亲同住,而到2000年,超过一半的儿童会在18岁前经历单亲家庭生活。这种变化在不同群体中分布不均:
- 教育差异:低学历女性非婚生育率是高学历女性的7倍(低学历群体中63%的生育为非婚生育,而高学历群体仅为9%)。
- 种族差异:黑人儿童的非婚生育率(67%)远高于白人(23%)和西班牙裔(40-50%)。
支持证据:作者综合了多项研究(见表1),发现家庭结构变化对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力在11%-41%之间,差异源于研究方法(如回归分析或分解分析)和时间段选择。例如,Daly & Valletta (2006)发现,家庭结构解释了1969-1989年间34%的收入不平等增长,而在1989-1998年间这一比例升至62%。
作者提出三个机制解释收入不平等如何导致单亲家庭增多:
- 婚姻延迟:男性工资不平等降低了女性结婚的动机。低技能男性因经济地位下降被视为“不合格”配偶(Wilson 1996理论),而女性倾向于延长择偶时间以寻找更优伴侣(Becker 1981的婚姻搜索理论)。实证显示,男性工资不平等可解释7%-25%的白人女性结婚率下降(Loughran 2002; Gould & Paserman 2003)。
- 非婚生育的阶级分化:高学历女性因职业机会成本高而推迟生育,低学历女性则因身份认同( motherhood as essential,Edin & Kefalas 2005)和福利政策支持(如1960-1970年代福利扩张)更可能选择非婚生育。
- 婚姻门槛效应:低收入群体因无法达到“婚姻经济标准”(如购房、稳定工作)而放弃结婚(Edin & Kefalas 2005的访谈数据)。
支持证据:
- 自然实验研究(如福利政策变化)表明福利对非婚生育的影响较小(Moffitt 1998),但对未婚母亲的再婚意愿有显著抑制(Knab et al. 2007)。
- 男性失业率与离婚率正相关( ethnographic studies如Liebow 1967),量化研究也证实低收入男性结婚率更低(Watson & McLanahan 2004)。
单亲家庭通过以下途径阻碍代际流动:
- 资源减少:单亲母亲家庭收入平均下降30%-53%(Holden & Smock 1991),且母亲心理健康更易受损(Simon 2002)。
- 育儿质量下降:单亲母亲因压力和资源限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和情感支持减少(Home Inventory量表数据,Bradley & Caldwell 1984)。
- 种族不平等加剧:黑人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比例(44%)是白人儿童(10%)的4倍,且家庭结构差异解释了黑人儿童贫困率变化的35%(Iceland 2003)。
- 性别不平等强化:单亲母亲承担更多育儿成本,而非 resident fathers(非同居父亲)与子女互动减少,进一步加剧性别分工失衡(Akerlof 1998)。
支持证据:
- 兄弟姊妹对比研究显示,父亲缺失对儿童学业和行为的负面影响部分源于选择偏差,但仍有显著因果效应(Case et al. 2001; Björklund et al. 2007)。
- 干预实验证明,提高单亲家庭收入可改善儿童认知表现(Huston et al. 2001)。
(注:全文引用文献均来自原文,如Becker 1981、Wilson 1996等,此处未逐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