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期刊2026年第1期发表的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李滨杉、顾晓锋、孔亚平、周红萍共同完成的研究论文《交通文化遗产概念与分类》，是针对“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开创性理论研究。在交通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战略背景下，随着多项交通线路成功申遗以及国家层面启动交通运输领域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厘清“交通文化遗产”的核心概念与系统分类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学术与现实需求。本文旨在回应这一需求，通过系统的概念辨析与分类体系构建，为构建高质量的交通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奠定基石，并为后续的普查、保护、利用及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本文的研究领域横跨交通运输学、文化遗产保护、旅游管理等多个学科，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其研究动机源于当前我国在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尽管《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及多部委联合通知均强调了保护利用交通遗迹遗存、讲好中国交通故事的重要性，但学术界对于“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核心概念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定义，对其分类认知也较为模糊。这种理论研究的滞后，直接导致各地在开展普查、认定和保护利用工作时缺乏统一标尺，存在认知差异和操作障碍。因此，本研究的目标非常明确：首先，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求的“交通文化遗产”概念定义；其次，建立一套多维度、实用性强且便于行业管理的分类体系与代码编制规则，从而填补该领域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空白，支撑相关实践工作的有序、科学开展。

研究流程与方法详述

本研究并非基于实验室实验或大规模田野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而是一项侧重于理论构建与逻辑推演的基础研究。其工作流程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核心环节，环环相扣，逐步深入。

第一环节是概念提出与深度辨析。这是整个研究的基石。研究团队首先广泛搜集并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政策文件、标准规范以及学术文献中关于各类特殊类型遗产的定义，特别是与“交通”相关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线性文化遗产”等相似概念。通过列表对比的方式（如表1、表2所示），作者细致辨析了这些概念在内涵、侧重点与应用场景上的异同。例如，指出“文化线路”强调线路带来的文化交流与整体价值，“遗产廊道”更偏向一种区域规划方法，而“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工程。在比较与借鉴的基础上（尤其参考了“水文化遗产”兼顾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定义思路），结合对国内初步普查实际情况的考量，研究团队提出了本文的核心概念：交通文化遗产是指“历史上与交通运输活动相关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沿线一定范围内的自然、人文景观”。此概念在时间上涵盖从史前至近现代，在构成上明确包括古道、桥梁、交通工具等有形内容，以及工艺、制度、习俗等无形内容。

紧接着，研究对行业内存在的命名争议进行了专门辨析，论证了为何采用“交通文化遗产”而非“交通遗产”。这一论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名称解构上，“文化”二字凸显了交通与文化、文明的内在关联；二是管理机制上，该名称更符合交通与文旅融合发展的中国国情；三是涵盖范围上，它能包容交通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相关建筑等更广泛的文化载体。这一辨析增强了概念提出的严谨性与说服力。

第二环节是多维度分类体系构建。基于提出的概念，研究认识到单一的、僵化的分类方式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应用需求。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种并行的分类方式，每种方式服务于不同的目的。首先，按照文化遗产构成分类，直接对接国家文物普查体系，分为物质交通文化遗产（下分不可移动文物与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交通文化遗产。文中表3具体列举了古道、古桥梁、驿站、车站等十余类交通运输类型不可移动文物的代表案例，使分类非常具象化。其次，按照所属行业分类，依据交通运输的主要运行领域，划分为公路类、铁路类、水路类、航空类、邮政类和综合类。这种分类直接对应行业管理权属，便于各领域开展专项工作。再次，按照空间形态分类，分为点状（如桥梁、车站）、线状（如古道、运河）和面状（如港口、机场）遗产，适用于规划与设计场景。此外，还简要提及了按使用状态、保存状态、形成年代、初始目的等其他分类可能，体现了分类体系的灵活性与开放性。

第三环节是综合性分类代码体系设计。这是本研究最具创新性和实用价值的成果之一。为了将理论分类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工具，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规范化的分类代码。其设计思路是综合应用范围最广的“行业”和“形态”两种分类维度，形成“主类（行业）-亚类（行业+形态）-类元（行业+形态+基本类型）-属地（行政区划代码）”的四级编码结构。例如，“T-w-cz-110000”即表示“铁路类-物质遗产-车站类-属地北京”。代码编制规则明确：行业代码取汉语拼音首字母（如公路G），形态代码取首字母（物质W，非物质F），基本类型代码取前两字拼音首字母（如车站cz）。基于此规则，论文构建了包含6个主类、12个亚类、92个类元的详细代码表（表4），并给出了具体编码示例。这套代码体系逻辑清晰，易于标准化和数字化管理，旨在服务于遗产的统一登录、检索、评价与信息共享。

第四环节是结论阐述与建议提出。在完成概念界定与分类体系构建后，研究总结了本工作的价值，即明确了概念、提出了方法、构建了代码体系，从而为系统性、科学性地开展交通文化遗产工作奠定了基础。最后，基于现状，作者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议：加强行业顶层制度设计，并推动相关标准的研究与制订，以促进工作的规范化。

主要研究结果及其逻辑关联

本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研究结果。首要且根本的结果是一个经过严密辨析的“交通文化遗产”概念定义。该定义不仅明确了遗产的时间跨度、核心内容（物质与非物质）和关联范围（沿线自然人文景观），还通过对比“交通遗产”等名称，确立了“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术语在突出文化内核、符合国情和涵盖广泛性方面的优势。这一概念是整个研究大厦的基石，为后续所有分类工作划定了边界和对象。

在清晰的概念基础上，研究产出的第二项重要结果是一套多层次、多用途的分类方案。每种分类方式都对应着明确的应用场景：“文化遗产构成分类”直接服务于文物部门的普查与登记；“行业分类”便于交通运输各专业领域进行内部梳理与管理；“空间形态分类”则对遗产保护规划、旅游线路设计具有指导意义。这些分类方式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补的，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认知框架。例如，京张铁路南口至八达岭段，既可以按行业归为“铁路类”，按形态归为“线状遗产”，按构成则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铁道”不可移动文物。

第三项，也是最具实践操作性的结果，是一套完整的“交通文化遗产分类代码体系”。该体系是前述理论分类的数字化、标准化表达。它将“行业”和“形态”这两个关键维度固化到编码结构中，确保了代码的唯一性和可扩展性。表4中详尽的类元列表（如G-w-dl代表公路物质遗产-道路类）和编码示例，直接展示了如何将具体的遗产（如秦直道、北京站）转化为标准化代码。这一结果使得抽象的分类理论能够落地为具体的信息管理工具，为未来建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交通文化遗产数据库提供了核心的编码标准。

研究结论与价值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清晰而有力：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工作，首次较为完整地界定了“交通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构建了一套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多维度分类体系及配套分类代码。这项工作具有重要的双重价值。

在科学价值方面，它填补了国内在交通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空白。研究不是简单照搬国外“文化线路”等概念，而是立足中国丰富的交通历史遗存和当前的管理实践需求，进行了本土化的概念创新与体系构建。其对相似概念的辨析、对命名选择的论证、对多种分类逻辑的梳理，都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思辨性，为后续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起点。

在应用价值方面，其意义更为直接和显著。首先，它为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交通运输领域第四次文物普查提供了关键的术语定义和分类参考，有助于各地统一认识、规范普查内容。其次，提出的行业分类法与代码体系，非常契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垂直管理特点，便于各部委、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对本领域的文化遗产进行摸排、建档和管理。最后，该研究为交通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为重要交通遗迹遗存的“活化利用”和价值阐释，提供了基础性的认知框架和工具支持，是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相关要求的具体学术支撑。

研究亮点与特色

本研究的亮点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开创性与基础性：在交通文化遗产这一新兴交叉领域，率先进行了系统性的概念梳理与分类体系构建，具有奠基意义。 2. 强烈的实践导向：研究问题源于国家政策与实践困境，提出的概念、分类方式（尤其是行业分类）和代码体系都紧密结合了中国实际管理需求，旨在直接服务于普查、保护与利用工作。 3. 分类体系的系统性与灵活性：创造性地提出了并行不悖的多种分类方式，满足了不同场景下的应用需求，并创新性地将行业属性与遗产形态相结合，设计出标准化分类代码，实现了从理论到应用工具的跨越。 4. 严谨的学术辨析：对“交通文化遗产”与“交通遗产”的命名辨析，以及对“文化线路”、“遗产廊道”等一系列相似概念的对比分析，展现了研究的深度和学术严谨性，避免了概念混淆。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论文中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交通文化遗产是活的、发展的遗产。它不仅是过去历史的见证，其保护与利用更是建设当代“交通文明”、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在结语部分呼吁“让更多文物‘活起来’”，这指明了交通文化遗产工作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保存，更是传承与创新。此外，论文中列举的大量具体遗产实例（如茶马古道、钱塘江大桥、龙江船厂遗址等），不仅作为论据支撑了分类体系，本身也勾勒出了一幅中华交通文明的历史画卷，具有重要的知识普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