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感知与行动中的情感与情绪驱动者：一篇综述报告的学术介绍
本文为Tobias Brosch (所属机构：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wiss Center for Affectiv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Geneva, Switzerland) 于2021年在学术期刊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上发表的综述文章。该文是名为“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特刊的一部分，由 Sander van der Linden 和 Elke Weber 编辑。文章的核心主题是系统回顾近年来关于情感（affect）与情绪（emotion） 如何驱动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判断以及可持续行动的最新研究发现与趋势。
一、 情感与情绪是气候变化相关感知与行动的核心预测因子 大量实证研究和荟萃分析（meta-analysis）一致发现，个体对气候变化所体验到的情感反应是预测其相关态度与行为的最强有力因素之一。这些情感并非次要或干扰因素，而是决策与行为的核心驱动者。 * 支持证据： 1. 风险感知：一项综合分析发现，对气候变化的负面情感是所有考察因素中（包括认知、经验、社会文化等）对风险感知最强的单一预测因子。 2. 减缓行为：在复制并扩展上述模型的研究中，负面情感同样是个人参与减缓行为（如使用公共交通、节约用电）意愿的最大预测因子。 3. 适应行为：一项涵盖106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指出，负面情感是气候变化适应行为（如购买保险、搜寻灾害信息）的最大预测因子之一，与描述性规范、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并列。 4. 政策支持：对气候政策的公众支持强烈受到对气候变化的情感以及担忧、兴趣、希望等具体情绪的影响。有研究比较了多个预测因子，发现对全球变暖的担忧是最重要的预测因子，紧随其后的是对全球变暖的情感，两者共同解释了约20%的方差。 5. 技术接受度：对能源技术的情感是技术接受度的最重要驱动因素。 6. 大规模数据佐证：利用欧洲社会调查（ESS，N=44,387）的数据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直接预测了气候政策支持，并通过增加个人责任感间接驱动了个人节能行为。
二、 通过沟通与干预诱发情绪可以促进可持续行动，但效果取决于具体机制 尽管相关研究主要显示了相关性，但实验性的沟通与干预研究致力于探索诱发情绪对气候变化态度和行为的因果影响。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诱发正面和负面情绪都可能促进可持续行为，但其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和情绪诱发的方式。 * 支持证据与细分观点： 1. 恐惧 vs. 希望：当前气候传播领域存在一场关于应使用基于恐惧还是基于希望的信息的辩论。反对恐惧诉求的观点认为，过度强调威胁而不提供解决方案可能导致回避、否认或无助感。然而，综述指出，在气候变化领域，支持这一“恐惧导致消极被动”说法的实证研究 surprisingly few（出人意料地少）。相反，有研究表明，含有负面情绪内容的气候信息能增加不同关注度人群的适应意向；强调气候威胁的信息相较于低威胁信息，反而能同时提高风险感知和应对威胁的集体控制感。另一方面，基于希望的诉求也存在风险。强调减排进展的乐观信息虽能增加希望，但可能降低风险感知，并不总能增强减缓动机。关键在于所引发的希望的类型：聚焦于解决方案和效能感（如个人行动的便利性、政策的有效性）的希望能通过增加希望感来促进气候相关的政治参与；而强调笼统进展的“虚假希望”或否认性希望则与环保行动呈负相关。因此，有效的希望诉求应聚焦于强调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个人与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2. 叙事的力量：由于气候变化可能过于抽象和遥远，难以引发情绪反应，个人故事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情绪参与工具。聆听关于气候变化如何伤害个体的个人故事，能够增加担忧和同情，进而增强对全球变暖的信念和风险感知。叙事策略通过减少心理距离、促进经验性处理和联想性评估来发挥作用。 3. 具体情绪的实验诱发：实验研究探讨了诱发特定情绪的效果。例如，诱发对人类造成环境损害的集体内疚感增加了签署环保请愿书的概率；诱发对气候受害者的同情增加了对减缓政策的支持；诱发对北极熊苦难的共情增加了对气候变化行动主义的捐款。一项同时评估多种情绪的研究发现，自豪感增加了对环保的投资意向，内疚感增加了修复环境损害的意愿，愤怒增加了惩罚他人破坏环境行为的倾向。 4. 核心相关性与非核心情绪：重要的是，研究强调，情绪需要与气候问题具体相关才能产生显著的行为效果。诱发偶发情绪（incidental emotions，即由无关事件引发、但在决策时感受到的情绪）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很弱或无系统性效果。这表明，有效的干预需要诱发以环境问题为对象的核心情绪。 5. 情绪的动态性与时机：情绪的效应具有瞬时性。一项研究显示，由气候后果影片诱发的悲伤能预测随后在碳足迹计算器上花费的时间和捐款额，但若在影片与决策之间引入一小时的延迟，悲伤的影响会大幅减弱。然而，如果在观影后立即让参与者做出非约束性承诺，则能重建这种效应。这对气候传播有重要启示，因为情绪诱发与目标行为（如消费、节能）之间通常存在时间差，需要设计机制（如预承诺）来锁定情绪的影响。
三、 情感与情绪影响决策的两条主要路径 文章指出，情感与情绪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决策和行动，理解这两条路径对于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1. 通过影响认知和判断：情绪可以改变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信念、风险感知和控制感知。例如，恐惧信息可能提高风险感知，而盲目的乐观信息可能降低风险感知。 2. 通过触发动机倾向：每种情绪都伴随着特定的行动倾向。例如，内疚感触发弥补倾向，同情或共情触发支持倾向，而过度的希望或安全感可能导致自满倾向。 因此，在设计情绪干预时，需要根据目标行为，精心选择其认知与动机后果与预期行为改变相匹配的情绪类型。
四、 预期情绪与“温暖的光辉”作为气候行动的内在驱动因素 不仅当前体验到的情绪，人们预期在行动后会体验到的情绪也是重要的行为驱动因素。经济学中的 “温暖的光辉”（warm glow） 概念被用来解释亲社会行为：人们因帮助他人而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会奖励并强化该行为。研究开始探索这对促进环保行动的潜力。 * 支持证据： 1. 体验与预期的循环：研究表明，人们在做出环保行为时确实会体验到“温暖的光辉”。更重要的是，预期的温暖光辉（即参与者预期自己在采取可持续行动时会感觉良好）能够预测四周后的自我报告环保行为。 2. 内在激励：预期的温暖光辉对行动意愿的预测力强于该行为带来的预期工具性收益。这表明它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动机。 3. 强化机制：温暖光辉既是环保行为的结果，也是其前因。研究表明，先前环保行为所带来的温暖光辉体验，会通过影响未来的预期温暖光辉，进而驱动后续的环保意愿和行为。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或强化机制：一次环保行为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可以激励未来的环保行为。 4. 具体预期情绪：除了一般性的积极情感，研究也探讨了具体的预期情绪，如预期因环保行动而产生的自豪感，以及预期不行动而产生的内疚感，两者都能预测环保行为。有研究发现，在决策前凸显预期的自豪感比凸显预期的内疚感能导致更多的环保意愿。
五、 气候焦虑：情感驱动的另一面 文章在“讨论与展望”部分通过一个专栏（Box 2）专门提及了气候焦虑这一现象。虽然负面情绪是气候行动的重要激励因素，但其极端形式可能对个人心理健康和福祉构成问题。文章引用数据指出，相当一部分公众对气候变化感到“非常担忧”，其中约有10%的受访者表示，强烈的气候变化焦虑已经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了具有临床意义的认知和功能损害。这提醒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利用情感驱动行动时，也需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心理负担。
本综述系统地整合了情感科学领域与气候变化行为研究领域的交叉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理论整合价值：文章批判性地指出，现有的气候沟通与干预研究需要更深入地整合情感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实证发现。明确考虑情绪的诱发机制及其影响决策的路径，有助于设计出更高效的情感干预措施。 2. 实践指导意义：为政策制定者、沟通者和实践者提供了基于证据的指导。它指出： * 情感是撬动公众认知和行为的强大杠杆，不应被忽视或简单视为非理性因素。 *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情绪，只要运用得当（如确保情绪与问题核心相关、关注情绪的认知与动机后果、把握干预时机、善用叙事、利用预期情绪和“温暖的光辉”效应），都可以成为促进可持续行动的有效工具。 * 需要精细区分不同类型的希望、恐惧等情绪，并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如自满、无助）。 * 启动“积极情感的良性循环”可能是引发持久行为改变的一个有前景的途径。 3. 未来研究方向：文章指出了几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加强因果路径研究；运用神经生理学方法探索情绪信息对大脑评估、情绪和决策相关区域的影响；以及进一步探索如何利用积极情绪和“温暖的光辉”作为环保行为的激励因素。
总而言之，这篇综述有力地论证了情感与情绪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巨大挑战中的核心作用，呼吁并指导研究者与实践者科学地理解和利用这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