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文献综述类论文),以下是针对《Unpacking Dialogic Account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的学术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研究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经济与管理系的Giacomo Manetti、Marco Bellucci和Stefania Oliva合作完成,发表于2021年的《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AAAJ)第34卷第9期。
研究主题
论文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方法,对2004-2019年间发表的186篇关于”对话式会计”(Dialogic Accounting, DA)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旨在揭示DA领域的发展脉络、核心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DA的核心理念源于社会学与教育学理论,尤其是Freire的”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Habermas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以及Laclau与Mouffe的”竞争性多元主义”(agonistic pluralism)。这些理论强调通过对话弥合社会权力不对称,而DA将其引入会计领域,主张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参与(multi-stakeholder engagement)重构会计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 证据:Bebbington等(2007a, b)最早将Freire的”对话行动理论”(dialogic action)应用于环境会计,提出DA应成为”公民社会编码的对话形式”。
- 子观点:传统”独白式会计”(monologic accounting)仅服务于投资者需求,而DA要求打破专家知识垄断(demonopolization of expert knowledge),体现Habermas提出的”理想言谈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作者将DA研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2004-2012):理论奠基期。代表性研究如Thomson和Bebbington(2004)将Freire的教育学模型引入会计教育;Brown(2009)提出DA的”对抗性民主”(agonistic democracy)原则,强调会计技术需容纳冲突性观点。
- 第二阶段(2013-2016):理论深化期。研究聚焦DA如何通过”多声部会计”(polyvocal accounting)促进社会解放,例如Dillard和Vinnari(2016)结合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提出DA应关注非人类利益相关方(如环境、未来世代)。
- 第三阶段(2017-2019):方法论创新期。研究转向数字技术(如社交媒体、大数据)对DA的赋能,如Manetti和Bellucci(2016)分析了企业社交媒体如何从”单向宣传”(monologic communication)转向”对话式参与”(dialogic engagement)。
论文归纳了DA的六类实践工具(如情景研讨会、开放空间技术等),但指出其应用面临两大障碍:
- 制度性障碍:主流会计体系对”对抗性对话”(agonistic engagement)的排斥(Brown & Dillard, 2014)。
- 技术性障碍:数字技术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例如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的自动化决策可能削弱DA的民主性(Moll & Yigitbasioglu, 2019)。
- 证据:Contrafatto等(2015)对秘鲁社区抗争的案例显示,DA在发展中国家需结合本土化权力结构进行调整。
作者提出三个前沿议题:
- 技术维度:探索人工智能(如机器学习算法)在DA中的伦理边界,需警惕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对多元价值的压制。
- 制度维度:比较不同国家商业体系(如自由市场经济 vs. 协调市场经济)对DA采纳的影响,呼应Whitley(1997)的”国家商业系统理论”(National Business Systems Theory)。
- 方法论维度:倡导非传统研究方法(如摄影、音乐)在DA中的应用,例如Oakes和Oakes(2018)用音乐作为”解放性会计”(emancipatory accounting)的媒介。
亮点总结
- 揭示了DA从Habermas式”共识导向”到Mouffe式”对抗性民主”的理论转向;
- 提出数字时代DA研究的”技术-制度”二元分析框架;
- 批判性指出:DA若沦为技术工具(而非民主实践),将背离其解放性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