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熊彼特增长模型中加入资本主义精神对货币、增长与福利影响”的学术研究报告
本研究由贺其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骆毓立（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聂军（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以及邹恒甫（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 / 辽宁大学）合作完成。该研究发表于《经济动力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第47卷，于2023年出版（在线发布于2022年3月15日）。这是一项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及货币经济学交叉领域的重要工作。
一、 研究背景与目标
本研究植根于熊彼特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和“资本主义精神”（Spirit of Capitalism, SoC）理论两大思想脉络。熊彼特增长理论自Aghion和Howitt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已成为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框架，它强调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进行创新是增长的根本动力。然而，一个核心问题驱动着企业家去创新？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企业家的动机远非传统的享乐主义（追求消费效用），而是一种追求建立“私人王国”的意志、征服欲和对成功本身的渴望。这种描述与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的“资本主义精神”高度契合。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将“赚取越来越多的钱”本身视为目的，而非满足物质需求的手段，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幸福或效用的、“非理性”的内在驱动力。
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将“资本主义精神”建模为对财富本身的直接偏好（即财富进入效用函数），已被证明在非熊彼特框架下对经济增长和资产定价具有重要含义。然而，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如何影响熊彼特式创新和长期增长的研究尚属空白。与此同时，将货币引入熊彼特增长模型的研究（如Chu和Cozzi，2014）表明，提高名义利率会通过现金先行约束（cash-in-advance, CIA）增加企业家研发（R&D）的融资成本，从而抑制研发和经济增长，并得出最优货币政策应包含正的名义利率（这违背了弗里德曼规则）。本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入将为货币政策影响研发投资、劳动力配置和消费-闲暇决策提供一个全新渠道，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已有的结论。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文献空白，其核心目标是：在一个标准化的货币化熊彼特增长模型中，正式引入“资本主义精神”（通过对财富的直接偏好），以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精神”对货币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定量评估。
二、 研究流程与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建模与数值模拟（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并未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实验对象或样本处理。其“工作流程”可视为严谨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过程，具体步骤如下：
程序一：理论模型构建与设定。 研究者构建了一个包含代表性家庭、货币当局、最终产品部门、垄断性中间产品部门以及研发（R&D）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1. 家庭部门：家庭的生命期效用函数是本研究的核心创新点。该函数不仅包含了对消费（ct）和闲暇（劳动负效用）的偏好，还明确加入了“资本主义精神”参数θ，表现为对人均财富（at）的直接偏好（对数形式）。当θ=0时，模型退化为标准模型；θ>0则代表存在“资本主义精神”，且θ越大，该精神越强。家庭面临预算约束和现金先行约束（CIA）。CIA约束被施加于消费（即消费需用现金支付），在后续扩展的定量分析中，也考虑了对研发工资账单的β比例施加CIA约束，以与既有文献（Chu and Cozzi, 2014）对比。 2. 货币当局：假设货币当局控制名义利率（it），并将铸币税一次性转移给家庭。通过费雪方程（it = rt + πt）将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联系起来。 3. 生产与创新侧：沿用了基于Aghion等人（2013）和Chu与Cozzi（2014）的无规模效应（scale-invariant）熊彼特模型框架。最终产品由连续中间产品组合生产。每个中间产品行业由拥有最新技术的垄断企业生产，其定价策略为成本加成。创新（研发）由潜在的进入者进行，他们雇佣研发劳动力，创新的成功遵循泊松过程，成功者将取代旧垄断者并获得利润。研发活动存在自由进入条件，确保其预期利润为零。 4. 市场出清：模型考虑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研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分配）以及最终产品市场（产出等于消费）的出清条件。 5. 均衡求解：研究证明了在给定名义利率下，经济会立即跳转到一个唯一且鞍点稳定的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在此路径上，所有变量均以恒定速率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率（gz）由研发部门的劳动力份额（lr）决定：gz = λ lnγ = φ lr lnγ，其中φ是研发生产力参数，γ是创新步长。
程序二：理论命题推导与分析。 在简化模型（仅消费受CIA约束，β=0）的基础上，研究者通过解析推导，得出了两个核心命题。 1. 命题二（增长效应）：证明了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包括大小和方向）关键取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度（θ）。具体而言：当“资本主义精神”较弱或不存在时，提高名义利率会通过“消费-闲暇选择效应”降低总劳动供给，从而减少研发劳动和经济增长。然而，当“资本主义精神”足够强时，提高名义利率会产生一个全新的、正向的“劳动力重置效应”。其内在机理是：在SoC存在的情况下，名义利率（i）会通过与消费-财富比率（ct/at）的互动，放大SoC对储蓄的激励作用（见修改后的消费欧拉方程），导致实际利率（rt）下降。实际利率下降提高了创新价值（见资产定价方程），从而吸引更多劳动力进入研发部门，最终可能促进长期增长。因此，SoC的强度（θ）决定了正向效应能否压倒负向效应。 2. 命题三（福利效应）：证明了当“资本主义精神”相对较低时，最优名义利率是SoC强度（θ）的减函数。直觉在于，SoC的增强放大了提高名义利率带来的边际福利损失（如对消费、财富和增长的负面影响），为了重新平衡边际福利损失与边际福利收益（来自闲暇增加），需要降低名义利率。这为弗里德曼规则（最优非负名义利率为零）在SoC存在时更可能成立提供了理论支持，甚至为负名义利率政策提供了潜在的理论依据。
程序三：模型校准与定量分析。 为了在更一般的设定下（包含对R&D的CIA约束，即β>0）验证理论发现，并量化SoC的贡献，研究者将模型校准至美国经济。 1. 校准过程：研究设定了部分参数的标准值（如劳动供给弹性σ=0.5，折现率ρ=0.04，R&D的CIA比例β=0.05）。然后，联合校准了四个关键参数（SoC强度θ、闲暇偏好η、创新参数φ和γ），以匹配四个美国经济的数据矩：长期经济增长率（1.8%）、消费-财富比率（0.43）、实际利率（1.8%）以及总劳动供给（每日8小时，即1/3）。校准得到的SoC参数θ约为0.09。 2. 数值模拟与结果分析： * 增长效应：模拟了在不同SoC强度（θ）下，名义利率（i）对长期增长率（g）的影响。结果显示：当θ=0（无SoC）时，g随i上升而下降，与Chu和Cozzi（2014）结论一致。在基准校准（θ=0.09）下，曲线近乎平坦，说明货币政策对增长的影响微弱。当θ足够大（例如设定为更高值）时，g随i上升而上升的曲线出现，证实了理论命题——强SoC下，名义利率可促进增长。 * 劳动力配置：通过分解效应说明了上述结果背后的机制。提高i会通过三条渠道影响研发劳动（lr）：(a)负向的消费-闲暇选择效应（减少总劳动）；(b)负向的R&D融资成本效应（CIA on R&D）；©正向的劳动力重置效应（SoC渠道）。当SoC足够强时，渠道©可以主导(a)和(b)，导致lr随i增加。 * 福利效应：计算了不同SoC水平下的社会福利（基于平衡增长路径的效用函数），并找到了最大化福利的最优名义利率。结果显示，最优名义利率随着SoC的增强而左移（降低）。在基准校准下，最优利率约为零或略负；而在无SoC模型中，最优利率为正。这支持了命题三的结论。 * SoC的贡献量化：通过对比基准校准模型（θ=0.09）和“关闭”SoC的模型（θ=0），发现SoC解释了美国长期经济增长中约三分之一的部分（0.6个百分点 out of 1.8%）。这是首次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增长贡献进行量化估计。 3. 稳健性检验：研究还检验了模型对R&D的CIA约束强度参数β的敏感性。即使将β提高至0.1或0.2，重新校准后，关于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的主要模式（即SoC如何改变i与g的关系，以及最优i随θ下降）依然稳健，只是最优利率水平略有上升。
程序四：扩展讨论。 研究者在附录中探讨了其核心机制在其他增长模型（如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和AK模型）中的稳健性，指出其关键机制（SoC通过修改欧拉方程影响储蓄和实际利率）具有一般性，并不依赖于熊彼特模型的特定结构。此外，还从理论和实证（基于局部投影法的脉冲响应分析）角度讨论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长短期关系，发现其实证结果（短期内正相关、长期内负相关）与模型蕴含的长期负相关关系以及主流商业周期模型的短期预测是兼容的。
三、 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在每个程序环节均获得了清晰且相互支撑的结果。 1. 理论模型构建与求解：成功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本主义精神”的货币化熊彼特增长模型，并证明了其存在唯一的平衡增长路径。这为后续分析奠定了基础。 2. 理论命题结果：命题二和命题三的证明，从理论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精神”在决定货币政策对增长和福利影响方面的关键调节作用。特别是命题二，明确了增长效应符号发生翻转的条件，这是对现有文献（认为货币增长效应恒为负）的重要突破。 3. 定量分析结果： * 图形化证据：图2-4等直观展示了SoC强度如何根本性地改变名义利率与经济增长、劳动力配置及社会福利之间的函数关系。 * 关键数值：校准得到的SoC参数θ=0.09；量化得出SoC对美国长期增长的贡献约为33%（0.6%/1.8%）；在基准校准下，使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名义利率接近或略低于零。 * 机制分解：通过数值模拟清晰揭示了名义利率影响研发劳动力的三条竞争性渠道，并证实了SoC渠道（正向）的关键作用。 4. 扩展讨论结果：附录中的分析表明，本研究的核心发现（SoC可以逆转货币政策的增长效应）在罗默型增长模型中也成立，说明其机制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并非熊彼特模型独有。
这些结果逻辑连贯：理论模型为分析提供了框架，理论命题预测了SoC的关键作用，定量分析不仅验证了理论预测，还提供了具体的数量估计和稳健性支持，扩展讨论则增强了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意义。所有结果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结论：“资本主义精神”是理解货币政策长期真实效应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四、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是多重且深刻的： 1. 理论结论：在熊彼特增长模型中引入“资本主义精神”，会颠覆关于货币政策长期影响的传统认知。货币在长期内并非超中性（superneutral）。名义利率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一个经济体中“资本主义精神”的相对强弱。当该精神足够强大时，提高名义利率反而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2. 政策含义：“资本主义精神”的强弱是决定最优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更强的SoC会降低最优名义利率水平，这使得弗里德曼规则（零名义利率）更可能成为最优选择，甚至为实施负利率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与Chu和Cozzi（2014）认为最优利率为正的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3. 量化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基于美国经济的校准表明，其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这丰富了我们对熊彼特增长驱动力的理解，将文化心理因素纳入了定量分析框架。 4. 一般性意义：研究所揭示的机制——财富偏好（SoC）通过修改家庭的跨期最优条件（欧拉方程），从而改变实际利率并影响增长决策——具有超越特定模型的潜力，可应用于研究商业周期、资产定价等其他宏观经济问题。
五、 研究亮点
这项研究不仅对经济增长理论、货币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为政策制定者思考货币政策的长期影响和文化背景差异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