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关于个体在从大学向工作过渡期间职业召唤（calling）发展轨迹的原创性实证研究报告。以下是为中文读者撰写的综合性学术报告。
本研究由张春雨（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Andreas Hirschi（瑞士伯尔尼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和游旭群（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合作完成。研究成果以“Trajectories of Call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University to Work: A Growth Mixture Analysis”为题，发表于学术期刊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其未经编辑的稿件版本已预先公开，最终发表版本在格式和内容上进行了少量修订。
本研究隶属于职业心理学与生涯发展研究领域。在过去十年中，“职业召唤”这一概念受到广泛关注。职业召唤指的是一种职业取向，其动机源自一种外部召唤或引导力量，并带有个人意义和亲社会意图。大量研究表明，无论对于大学生还是在职成人，感知到职业召唤都与积极的生涯、工作结果及幸福感密切相关。然而，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召唤的静态特征及其后果，对于“召唤如何随时间变化”这一问题却知之甚少。鉴于召唤并非一成不变，理解其随时间的变化模式，尤其是探究个体间差异的成因，对于深入理解召唤的本质至关重要。
研究者认为，在重大的生涯转折期，职业召唤的变化可能尤为显著。因为这类转折会触发重要的身份认同改变，而这种改变被认为源于个体进入生涯发展新阶段时的学习经验。依据Hall和Chandler的职业成功召唤模型，召唤的动态性产生于一个目标达成的过程：生涯目标的实现会触发身份认同改变，进而驱动召唤的变化。因此，如果个体在生涯过渡期（例如毕业后）未能实现其职业目标，其职业身份认同可能被削弱，从而降低其召唤感；反之，成功的职业目标达成则可能强化其身份认同和召唤感。
有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从大学到工作的这一关键生涯过渡期，旨在探索以下核心问题：在此过渡期间，职业召唤存在哪些不同的发展轨迹？个体的某些人格特质，如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和主动性人格（proactive personality），能否预测个体归属于不同的召唤发展轨迹？本研究选择中国大学毕业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特别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且教育背景常被描述为“应试导向”，这可能不利于学生在过渡期间进行清晰的自我探索和职业选择，进而影响其对召唤的感知与维持。因此，在中国背景下探究此问题，不仅能增进对召唤本质的理解，也能为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成功生涯过渡提供实践启示。
本研究采用了一项为期9个月的三波次纵向研究设计，详细工作流程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施测过程： 研究数据采集自中国两所综合性大学。第一次施测于2018年3月底进行，此时学生处于毕业前三个月，正积极投入求职活动。第二次施测于2018年6月底进行，即学生刚刚毕业时。第三次施测于2018年12月底进行，即毕业六个月后。所有评估均通过在线问卷完成。研究关注的是从大学到工作的过渡，因此在第三次施测时排除了继续进行全日制学习的参与者。最终，共有340名确认在毕业后找到工作并已开始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构成了有效样本，其平均年龄为23.04岁，女性占74%。样本中79%的学生主修医学，其余主修数学相关专业。
2. 研究工具与测量： 所有英文量表均遵循Brislin建议的程序翻译为中文，并经过回译与核对以确保准确性。 * 职业召唤感知： 采用张春雨等人开发的中文召唤量表，共11个条目，测量召唤的三个维度：引导力量、意义与目的、利他主义。采用5点计分。 * 尽责性： 采用IPIP-NEO-120量表中的尽责性子量表，共24个条目，测量自我效能、条理性、责任感、成就导向、自律性和谨慎性六个方面。采用5点计分。 * 主动性人格： 采用Bateman和Crant开发的主动性人格量表的10条目简版，采用7点计分。 * 控制变量： 研究控制了可能影响召唤轨迹的若干变量，包括：第三次施测时感知到的人-工作匹配度、性别、所学专业以及年龄。
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其核心流程如下： * 纵向不变性检验： 在进行轨迹分析前，首先检验了召唤测量工具在三个时间点上的纵向不变性，以确保测量在时间上具有可比性。结果表明，部分强不变性（partial strong invariance）得到支持，这满足了进行后续纵向建模分析的条件。 * 增长混合模型分析： 本研究没有采用传统关注整体平均变化趋势的分析方法，而是采用了以人为中心的“增长混合模型”。这是一种潜变量建模技术，其核心假设是样本中存在具有不同发展模式的子群或潜在类别。通过拟合2至4个潜在类别的模型，并比较一系列模型拟合指标——包括艾凯克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样本校正BIC（SSABIC）、熵值（entropy）、Lo-Mendell-Rubin调整似然比检验（LMR-LRT）和自助法似然比检验（BLRT），来确定最佳类别数。相较于使用单一合成分数的传统增长混合模型，本研究使用了“二阶增长混合模型”，该模型将召唤作为由三个维度（引导力量、意义与目的、利他主义）指示的潜变量进行分析，能够考虑测量误差并评估纵向不变性，已被证明在类枚举方面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更低的偏倚。 * 预测分析： 在确定最佳轨迹类别后，研究采用多项逻辑回归分析，以检验基线时间点测量的尽责性和主动性人格对个体被分类到不同召唤轨迹的预测作用。
1. 召唤的发展轨迹： 通过比较模型拟合指标，研究发现三类别模型为最佳解决方案，拒绝了最初假设的四类别（高下降、高稳定、低稳定、低上升）模型。 * 轨迹一：高下降型（样本的74%）。 此类别的个体在毕业前具有高水平的初始召唤，但其召唤水平在从毕业前到工作后六个月的过渡期间呈现显著的线性下降趋势。 * 轨迹二：高稳定型（样本的23%）。 此类别的个体同样具有高水平的初始召唤，但其召唤水平在过渡期间保持稳定，未发生显著变化。 * 轨迹三：低上升型（样本的3%）。 此类别的个体在毕业前召唤水平较低，但在过渡期间呈现显著的线性上升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未发现“低稳定型”轨迹群体。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1，即存在多种不同的召唤发展轨迹，但具体形态与预期存在差异。
2. 人格特质的预测作用：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格特质作为预测变量的作用。由于低上升型组样本量过小，预测分析主要比较了高稳定型组和高下降型组。 * 尽责性的作用： 尽责性显著预测了轨迹类别的归属。具有更高尽责性的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被归类到高稳定型轨迹，而不是高下降型轨迹。具体而言，尽责性得分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被归入高下降型组的几率会降低约2.78倍（比值比 = 0.36）。这表明尽责性是维持高水平召唤、防止其在过渡期下降的一个重要人格特质。 * 主动性人格的作用： 与假设不同，主动性人格并未显示出对不同召唤轨迹归属的显著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主动性人格更侧重于改变外部情境，而召唤的发展可能更多涉及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尽管其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但作者指出主动性人格可能在召唤的实现或调节其与结果的关系中扮演其他角色。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中国大学毕业生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九个月期间，职业召唤主要呈现三种不同的发展轨迹：大多数毕业生（74%）虽然初始召唤水平较高，但在进入职场后出现了下降；近四分之一的毕业生（23%）能够将高水平的召唤稳定地维持下来；仅有极少数毕业生（3%）的召唤感从低起点显著提升。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研究仅关注召唤整体平均变化率的局限，揭示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个体的尽责性人格特质是区分其属于“高稳定”还是“高下降”轨迹的关键因素，为理解“谁能在挑战中维持召唤”提供了人格层面的解释。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它首次聚焦于重大生涯过渡期，系统地描绘了职业召唤的动态发展轨迹，丰富了Hall和Chandler的模型以及工作即召唤理论（WCT）对召唤动态性的理解，特别是将人格差异纳入到解释召唤变化的框架中。其次，研究通过应用先进的、以人为中心的增长混合模型分析方法，展示了探究召唤变化模式的更优路径，倡导未来研究更多地采用此类方法。最后，研究结果补充了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竞争性就业市场和应试教育背景）下对召唤发展的认识。
在实践价值方面，本研究为大学毕业生和职业咨询师提供了重要启示。对于拥有高召唤感的学生，应意识到进入职场后召唤可能面临挑战而下降。职业咨询师可以整合召唤理论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实践方法，帮助学生在毕业前深化对召唤的反思，并在工作后发展准确的职业预期、提升工作技能、寻找社会支持，以维护其召唤感。此外，鉴于尽责性对维持稳定召唤的积极作用，可以考虑通过行为激活等干预手段，帮助学生培养与尽责性相关的行为（如制定并执行计划），从而为他们在过渡期维持召唤提供支持。
本研究的亮点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问题的前沿性： 首次在重大生涯过渡（大学到工作）的背景下，系统探究职业召唤的发展轨迹，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2. 研究方法的先进性： 创造性地应用了二阶增长混合模型这一高级统计技术。与使用单一指标的传统方法相比，该模型将召唤作为多维潜变量处理，控制了测量误差，提高了轨迹分类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方法学范本。 3. 研究发现的意义性： 揭示了召唤发展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特别是明确了“高下降”是主流轨迹，但“高稳定”轨迹也确实存在，这一发现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纠偏和深化作用。 4. 预测机制的探索性： 不仅描述了轨迹，还进一步探究了人格特质的预测作用。明确了尽责性（而非主动性人格）是维持稳定高召唤的关键保护性因子，为针对性地开展干预提供了具体的靶点。 5. 研究样本的独特性： 以中国大学毕业生为样本，在极具竞争性和独特教育文化的社会背景下检验召唤理论，增强了理论的外部效度和文化适应性。
研究在讨论部分也坦率地指出了若干局限性，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研究时长仅为9个月，未来可采用更长时间跨度；样本量相对较小，导致某些轨迹类别（如低上升型）人数过少；未能全面评估工作后的具体岗位特征；样本中医学专业学生占多数，限制了结果向其他专业的普适性；未来可探索更多人格、认知及情境因素对召唤轨迹的影响。作者强调，鉴于中西方文化与教育背景的差异，研究结论推广到其他文化语境时需保持谨慎，并倡导未来开展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些反思体现了研究的严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