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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是否改变了性别和父母身份对居家办公的影响?来自德国的面板证据

期刊: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DOI:10.1111/gwao.1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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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性别与父母身份差异变化:来自德国的面板证据

1. 研究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Anja-Kristin Abendroth(比勒菲尔德大学)、Yvonne Lott(汉斯·伯克勒基金会WSI研究所)、Lena Hipp(柏林社会科学中心WZB)、Dana Müller(联邦就业研究所IAB)、Armin Sauermann(WZB)和Tanja Carstensen(汉堡大学)合作完成,发表于期刊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2022年3月接受,DOI: 10.1111/gwao.12836)。

2. 学术背景

研究领域:性别研究、劳动经济学、组织社会学。
研究动机:COVID-19大流行导致远程办公(remote working/working from home)的普及,但此前研究表明,远程办公的使用存在显著的性别与父母身份差异。例如,女性(尤其是母亲)因文化障碍(如雇主对工作效率的偏见)更少使用远程办公,而男性(尤其是父亲)则更多将其用于满足工作需求。
研究目标:探究疫情是否改变了这些差异,并分析文化障碍与偏好的变化机制。

3. 研究流程与方法

数据来源
- 使用德国就业研究所(IAB)的高频在线个人面板(HOPP)数据,覆盖2020年5月至8月(德国第一波疫情期间)的四轮调查,样本量达6,850名在职员工。
- 数据链接至行政注册信息(如职业类型、企业规模),增强变量准确性。

变量设计
- 因变量
- 远程办公使用率(是否每周至少1小时在家工作)。
- 远程办公时长(每周小时数)。
- 未使用远程办公的原因(分文化障碍与个人偏好两类)。
- 核心自变量
- 性别与父母身份组合(无子女男性、父亲、无子女女性、母亲)。
- 时间点(疫情前T0;疫情严格封锁期T1;限制放松期T2-T4)。
- 控制变量
职业任务类型、岗位复杂度、工作时长、企业规模等。

分析方法
- 逻辑回归分析远程办公使用率及未使用原因。
- OLS回归分析远程办公时长。
- 通过交互项检验性别与父母身份差异随时间的变化。

4. 主要结果

疫情前的差异(T0)
- 父亲远程办公使用率显著高于无子女男性(31% vs. 25%)和无子女女性(24%),母亲使用率与无子女女性无显著差异。
- 性别差异:女性(尤其是母亲)远程办公时长远超男性(母亲12.6小时/周 vs. 父亲9.9小时),表明女性更多将其用于平衡工作与家庭。

疫情期间的变化(T1-T4)
- 使用率趋同:严格封锁期(T1),所有群体使用率均上升,母亲增幅最大(+25%),父亲优势消失。
- 时长差异缩小:男性工作时长增幅更大(无子女男性+19小时/周),女性增幅较小(母亲+14小时/周),性别差距从疫情前的3小时缩至T4的3.7小时。
- 文化障碍减弱
- 母亲因“雇主不允许”未使用远程办公的比例从21%(T0)降至13%(T4)。
- 所有群体对“灵活性污名”(flexibility stigma)的担忧均下降。

未发现偏好变化
“无使用意愿”作为未使用原因的比例在性别与父母身份间无显著差异。

5. 结论与价值

科学意义
- 疫情通过制度压力(如防疫政策)和经济理性(维持生产力)削弱了组织对远程办公的文化障碍,尤其是对母亲的偏见。
- 男性工作时长增加可能反映其动机转变:从“满足工作需求”转向“兼顾家庭责任”。

应用价值
-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证据:远程办公的普及可能长期促进性别平等,例如帮助女性更快重返职场。
- 提示企业:疫情后的“混合办公”政策需避免传统性别角色固化。

6. 研究亮点

  • 创新性设计:首次结合性别与父母身份交叉视角,追踪疫情不同阶段的变化。
  • 数据优势:面板数据链接行政记录,控制职业结构性差异。
  • 理论贡献:验证了新制度主义理论(normative pressures)和信号理论(flexibility stigma)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适用性。

7. 其他发现

  • 职业结构性壁垒:女性在低远程办公可行性岗位(如护理)中的比例更高,但文化障碍的减弱独立于岗位类型。
  • 东西德差异:未纳入分析,未来研究需进一步细分区域文化因素。

此研究为理解后疫情时代工作模式变革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了重要实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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