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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与绿色金融

期刊:The Journal of FinanceDOI:10.1111/jofi.70022

本文属于类型a,是一篇原创性研究论文。

本文的作者是Lasse Heje Pedersen,其研究机构为AQR Capital Management、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以及CEPR。该论文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finance,卷号为lxxxi,期号为no. 2,出版时间为2026年4月。

本文的学术背景是气候变化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交叉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被Nordhaus(2019)称为经济学的终极挑战,其推荐的解决方案是对碳排放征收等于“碳社会成本”的庇古税(Pigouvian tax),即每吨二氧化碳约43美元。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碳定价的推进相对缓慢,仅覆盖了全球约28%的排放量。与此同时,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以及可持续金融监管为代表的“绿色金融”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碳定价直接作用于排放成本,而绿色金融则作用于高排放企业的资本成本。这一差异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绿色金融能否替代碳定价来应对气候变化?如果能够替代,那么43美元/吨的碳税应如何换算成以百分比衡量的资本成本的变化?本文的目的正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来回答这些问题。

作者在文中首先构建了一个程式化模型(stylized model)来阐明主要思想,随后将该思想扩展到一个包含绿色与棕色电力企业、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系统分析了绿色金融如何通过设定“可持续贴现率”来模拟碳税的效果,并探讨了其实现途径和局限性。由于在现实中,各个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存在巨大差异,对大多数低排放企业而言,可持续贴现率仅需比正常水平高出0.01%至0.19%,但对于棕色电力等重污染行业,可持续贴现率的上升幅度则高达3.2个百分点。这说明,绿色金融若要完全替代碳定价,所需施加的资本成本调整将极为巨大。此外,该机制还面临“搁浅资产”问题:当一家企业的污染导致其社会价值为零或为负时,理论上应设定无限高的贴现率以使其关闭,但只要存在只追求财务回报的投资者,他们就会以零价格买入这些资产以获取无穷大的回报,从而使绿色金融方法失效。作者因此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替代性实施方案,分别通过范围二排放、绿色补贴和资本税来处理这些问题。最终的结论是,绿色金融在理论上严格优于碳税的条件极为苛刻,在实践中应作为碳定价的补充而非替代。

以下是本文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与过程。

首先,作者构建了一个两期模型。企业a在时间0选择资本k(对应于电厂数量),在时间1进行生产。生产函数为 ( y = ak - \frac{1}{fk}(fk - x)^2 ),其中x为燃料使用量。若企业不关心污染,则选择 ( x = fk ) 实现最大产出;若关心污染,可在 ( [0, fk] ) 之间降低燃料使用,但产出会下降。企业利润为 ( \pi = ak - \frac{1}{fk}(fk - x)^2 - \tau x ),其中τ为碳税。在最优碳税τ = s(社会成本)且贴现率ri = r(正常利率)时,企业决策与社会最优一致。当碳税为零时,作者证明,若要使企业的投资决策(k = 0、1或2)保持社会最优,可持续贴现率必须等于 ( r + \frac{s f}{(a - s f)/(1+r)} )。然而,这一基于外生特征的贴现率无法纠正企业的污染选择。因此,作者进一步引入了“承诺”机制,假设企业可以事先承诺未来的排放水平x,且贴现率 ( r_i(x) ) 可以依赖于此承诺。求解得到 ( r_i(x) = r + \frac{s x}{v_1(x)} ),其中 ( v_1(x) ) 为社会价值。这一结果表明,可持续贴现率等于正常利率加上“外部性比率”(externality rate),后者等于(期望碳税 − 实际碳税)× 排放量 ÷ 企业价值。该公式揭示了绿色金融替代碳税的核心机制:企业通过承诺低排放换取低成本融资,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

随后,作者将这一思想嵌入一般均衡框架。模型中包含n个商品生产企业、绿色电力企业和棕色电力企业。商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 \pi{it} = y{it} - wt l{it} - p{gt} g{it} - p{bt} b{it} - \tau{it} x{it} - \tau^{(2)}_{it} fb b{it} - \tau^{(2)}_{it} fg g{it} ),其中 ( x_{it} ) 为范围一排放,( fb b{it} ) 和 ( fg g{it} ) 为使用棕色和绿色电力产生的隐含范围二排放。绿色电力企业的排放为 ( x_{gt} = f_g gt ),利润包含补贴 ( \nu{gt} );棕色电力企业的排放为 ( x_{bt} = f_b b_t ),且 ( f_b > fg )。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为 ( u = \sum{t} \beta^t [u_t(c_t) - d_t(x_t)] ),其中 ( xt ) 为总排放。社会计划者最大化该效用并受资源约束。作者定义了两种均衡:竞争均衡(所有贴现率相等,( r{it} = r ))和绿色金融均衡(贴现率不受限制,由投资者协调设定)。在命题1中,作者证明当碳税等于社会成本时,竞争均衡实现社会最优,且无需绿色金融。命题2和3分别给出了范围二碳定价和绿色补贴的实施方式。在命题4中,作者在存在承诺且企业价值严格为正的条件下,给出了实现社会最优的可持续贴现率公式 ( r^x{it} = r + \frac{(s{t+1} - \tau{it+1}) x{it+1}}{v{it}} ),其中 ( v{it} ) 为企业的社会价值(即按正常利率贴现的利润减去未付碳税)。作者通过代数推导证明了企业的最大化问题在绿色金融下与在最优碳税下完全等价。命题5针对搁浅资产问题,提出将范围二排放也纳入可持续贴现率,即 ( r^{x(1+2)}{it} = r + \frac{(s{t+1} - \tau{it+1}) x{it+1} + (s{t+1} - \tau{t+1}) x^{scope2}{it+1}}{v{it}} )。此时,电力企业本身不承担绿色金融调整,而是通过低电价被间接惩罚,从而避免了无限贴现率的问题。命题6进一步提出,当无法区分绿色与棕色电力时,应对所有商品企业按“全部电力均为棕色”的范围二排放计算贴现率,并对绿色电力企业提供负的贴现率调整(即补贴其资本成本),公式为 ( r{gt} = r - \frac{(s{t+1} - \tau_{t+1})(f_b - fg) g{t+1}}{v_{gt}} )。以上命题共同构成了绿色金融替代碳定价的完整理论体系。

在实证校准部分,作者使用Trucost提供的2021年范围一排放数据以及CRSP和Compustat提供的市场价值数据,计算了各行业的可持续贴现率。该计算方法以 ( r = 5\% ) 为基准利率,假设实际碳税 ( \tau = 0 )。结果显示,市场价值加权平均的范围一负担率仅为0.19%,范围一加范围二的负担率为0.23%,中位数更低至0.01%和0.04%。这一结果表明,污染高度集中于少数行业,例如棕色电力行业在43美元/吨碳价下的可持续贴现率高达8.2%,超出基准3.2个百分点,而在300美元/吨碳价下则升至27%。作者还利用Eskildsen等人(2024)的回归结果估计了市场隐含碳税。该研究将企业隐含资本成本对排放与资产比率回归,发现斜率相当于4美元/吨碳税。作者将该回归线与理论线并列绘制在同一图中,直观展示了绿色金融的现实效果与所需效果之间超过一个数量级的差距。

本文的结论是:在碳价充分反映碳社会成本的情况下,不应使用绿色金融;当碳价过低时,若能对每家企业的资本成本设定其可持续贴现率,绿色金融便能实现社会最优。可持续贴现率随企业碳排放与企业价值的比率线性上升,这为绿色金融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翻译公式。然而,其成功实施严格依赖于三个条件:企业能够对未来的排放做出可信承诺、企业的社会价值为正、以及市场价格由完全内部化外部性的边际投资者决定。在现实市场中,由于财务驱动型投资者的存在,以及该机制要求的资本成本调整幅度极大,绿色金融难以独立实现最优碳减排。作者据此认为,绿色金融应被视为碳定价的补充工具,而非替代方案。本文的贡献在于将碳定价经济学与ESG金融学两个原本独立的文献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下,提供了从碳税到资本成本的精确转换关系,提出了处理搁浅资产的理论途径,并通过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校准表明当前绿色金融的实际力度远不足以支撑绿色转型,这对于气候政策的设计和金融监管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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