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告

第一，研究作者、机构、发表信息 本项研究的主要作者是Catherine E. Kleshinski（隶属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管理与创业系）、Kelly Schwind Wilson和Lindsay Mechem Rosokha（均隶属美国普渡大学米切尔·E·丹尼尔斯商学院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方向）、以及Julia M. Stevenson-Street（隶属美国密苏里大学特拉斯克商学院管理系）。该研究于2024年5月23日在线发表，随后正式刊登于《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24年第109卷第11期，文章标题为“coping with work–nonwork stressors over time: a person-centered, multistudy integration of coping breadth and depth”。

第二，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隶属于组织心理学与工作-家庭界面交叉领域，特别聚焦于“应对”这一核心过程。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员工面对工作与非工作相互交织的压力源时，不仅需要应对，其“如何应对”的方式更为关键。传统研究通常采用变量中心方法，将不同的适应性应对策略（如计划、优先级排序、积极重构、寻求情感和工具性支持）分开考察，并隐含地假设这些策略越多、越持续地使用就越好。然而，这忽视了应对策略在实践中往往是组合使用的动态过程。

研究的出发点正是回归应对理论的根源。根据Lazarus和Folkman的经典理论，应对是一个针对压力源不断变化的认知与行为过程，强调策略的组合（广度）与投入程度（深度）以及它们随时间的变迁。现有文献存在几个局限：第一，多采用变量中心法，假设策略彼此独立竞争，这与“多种应对功能可能相互促进或妨碍”的理论观点相悖。第二，往往假设应对是静态的“风格”，忽视了其动态变化本质。第三，缺乏对长期维持高广度、高深度应对是否可行且有效的探讨，因为应对工作-非工作压力源本身会消耗资源（时间、精力）。

因此，本研究旨在：1）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探索员工在处理工作-非工作压力源时，如何组合使用五种关键的适应性应对策略；2）考察这些应对组合（即“剖面”）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及其转变模式；3）探究不同的应对剖面转变模式（反映了应对深度和/或广度的维持、增加或减少）对员工在工作、社会功能和幸福感等方面的结果会产生何种影响。最终，研究期望挑战“维持高水平的所有策略即为最优”的传统观念，更深入地理解应对过程的复杂性。

第三，详细研究流程 本研究包含一个探索性先导研究和两个主体研究，均采用纵向设计、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潜在剖面分析与潜在转变分析）。

先导研究： 作为初步探索，研究者在COVID-19大流行这一加剧工作-非工作压力源的宏观背景下，对来自美国中西部公立大学的361名全职员工（包括教职工和研究生）进行了两波次调查（T1：2020年4月封锁高峰期；T2：2020年9月逐步返岗期）。参与者被要求报告过去一周内经历的工作-非工作压力源，并使用Carver等人（1989）的量表评估他们对五种适应性策略的使用频率（1-5分李克特量表）：计划、优先级排序、寻求工具性支持、寻求情感支持和积极重构。数据分析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来识别T1和T2时间点上不同的应对策略组合剖面。

研究一： 此研究旨在更一般的时间背景下（无重大宏观事件干扰）复制和验证先导研究发现的剖面，并探索其转变。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了648名美国全职员工，在相隔约一周的三个时间点（T1, T2, T3）收集数据。测量工具与先导研究相同。数据分析分为两步：首先，在每个时间点独立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以确定最优的剖面数量与结构，并检验纵向不变性（即剖面是否在不同时间点保持一致）。其次，使用潜在转变分析，基于所有三个时间点的数据，计算个体从一个剖面转换到另一个剖面的概率，以探索剖面的动态转变模式。

研究二： 此研究在前两个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演绎法提出并检验具体假设，并扩展考察应对剖面转变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样本为361名全职员工，进行了两波次调查（T1, T2）。除了测量五种应对策略外，还在T1和T2测量了以下结果变量以评估“应对效能”：工作功能（任务适应性、工作旺盛感）、社会功能（工作场所和家庭中的实施性社会冲突）和幸福感（压力感、生活满意度、恢复体验）。研究流程包括：1）重复潜在剖面分析以验证四个剖面的存在；2）进行潜在转变分析以检验关于转变模式的假设；3）将识别的剖面转变模式作为预测变量，分析其对上述结果变量从T1到T2变化的影响，从而评估不同转变模式的效能。

数据分析方法的特殊性： 本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方法的应用。它系统地使用了潜在剖面分析，这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技术，能够基于个体在多个变量（此处为五种应对策略）上的反应模式，识别出不同的亚组或“剖面”，而不是像传统回归那样考察变量间的平均关系。接着，使用潜在转变分析这一纵向扩展技术，来量化个体在不同时间点之间在不同剖面间转换的可能性。这些方法由Mplus 8.6软件实现，模型选择综合考虑了AIC、BIC、样本调整BIC、熵值、以及Bootstrap似然比检验等多种拟合指标，并兼顾剖面的理论意义和简洁性。

第四，主要研究结果

先导研究结果： 在T1识别出三个剖面：全面应对者（在所有五种策略上均使用水平较高）、情绪聚焦应对者（在寻求情感支持和积极重构上水平较高，其他策略较低）、个人主义应对者（在计划、优先级排序和积极重构上水平较高，在两种寻求支持上水平较低）。T2时，除了以上三个，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生存应对者剖面（所有策略使用水平均处于中等）。转变分析显示，超过一半的参与者维持在同一剖面。

研究一结果： 1. 剖面识别：在每个时间点（T1, T2, T3），四剖面模型得到最佳支持，且具有纵向不变性。这四个剖面被命名为： * 全面应对者：占比最高（约53%-61%），在所有五种应对策略上均报告了相对最高的使用水平，代表了高应对深度与高应对广度的组合。 * 个人主义应对者：占比约29%-30%，在计划、优先级排序和积极重构上水平较高，但在寻求工具性和情感支持上水平很低，代表了高应对深度（集中于非社交策略）与低应对广度的组合。 * 生存应对者：占比约6%-15%，在所有策略上均报告了中等水平的使用，代表了中等/低应对深度与高应对广度的组合。 * 受限应对者：占比最小（约3%-5%），在所有策略上均报告了最低水平的使用，代表了低应对深度与低应对广度的组合。 2. 剖面转变模式：潜在转变分析的关键发现包括： * 稳定性：从T1到T2以及T2到T3，分别有63%和65%的参与者保持在同一剖面，维持现状是最常见的转变模式。 * 剖面差异：全面应对者（89%, 87%）和生存应对者（84%, 69%）的稳定性最高，表明处于高广度剖面的个体更倾向于维持其应对方式。个人主义应对者的稳定性次之（66%, 71%），而受限应对者的稳定性最低（36%, 71%）。 * 转变方向：同时增加深度和广度（如从“受限”转为“全面”）或同时减少深度和广度（如从“全面”转为“受限”）的转变概率均不显著。较显著的转变包括：从“个人主义”转为“全面”（增加广度）、从“全面”转为“个人主义”（减少广度），以及从“受限”或“生存”转为“个人主义”（增加深度）。

研究二结果： 1. 剖面与转变的复现：成功复现了研究一中发现的四个应对剖面及其基本转变模式，支持了假设1、2a、2b和2c。 2. 转变模式的效能：通过分析不同剖面转变模式对结果变量变化的影响，研究得到了核心结论： * 维持或增加应对深度（例如，保持在“全面”或“个人主义”剖面，或从“生存”转向“个人主义/全面”）通常与有益的结果变化相关，如更高的任务适应性、更强的工作旺盛感、更低的压力、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好的恢复体验，以及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中更少的实施性社会冲突。 * 维持或增加应对广度（例如，保持在“全面”或“生存”剖面，或从“个人主义”转向“全面/生存”）通常与有害的结果变化相关，如更低的任务适应性、更弱的工作旺盛感、更高的压力、更低的生活满意度、更差的恢复体验，以及更多的社会冲突。 * 具体而言，从“个人主义”转向“全面”（增加广度） 对大多数结果有负面影响；而从“全面”转向“个人主义”（减少广度） 则对结果有积极或中性影响。保持在“全面”剖面（维持高深度高广度） 虽然稳定，但并未带来最佳的积极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保持在“个人主义”剖面。

结果间的逻辑关系：研究一通过识别稳定的四剖面结构并揭示其动态转变规律，为研究二提出关于深度和广度转变效应的具体假设提供了实证基础。研究二的结果则将特定的转变模式（如深度增加、广度减少）与具体的功能性结果（工作表现、社会关系、幸福感）直接联系起来，完成了从“描述应对模式”到“评估应对效能”的逻辑闭环。数据表明，深度（策略的使用强度）是驱动积极结果的关键，而过度的广度（策略的使用范围）反而可能因为分散资源而导致不良后果。

第五，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处理工作-非工作压力源时，维持较高的应对深度或增加深度通常是有益的，而维持或增加应对广度通常是有害的。这挑战了传统认为“同时高水平使用所有适应性策略总是最佳”的观点。

科学价值： 1. 理论贡献：回归并深化了经典应对理论（Lazarus & Folkman, 1984）。研究首次将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和动态视角系统性地应用于工作-非工作应对领域，证实了应对策略是组合使用且随时间变化的，并揭示了“深度”与“广度”这两个理论维度在解释应对效能上的交互作用。它表明，有效的应对不一定意味着“全面出击”，有时“集中优势、重点深入”（高深度、低广度）可能更为有效，尤其是当应对涉及资源消耗时。 2. 方法贡献：示范了如何运用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这一套先进的分析技术来捕捉复杂的、动态的个体内心理过程，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方法学范本。 3. 知识拓展：拓宽了应对效能的评价标准，不仅关注幸福感，还纳入了工作表现（任务适应性、旺盛感）和社会功能（社会冲突），提供了更全面的效能图景。

应用价值： 1. 对员工：研究提示个体，在面对工作与生活交织的压力时，不必强求自己面面俱到地使用所有可能的应对方法。更有效的策略可能是选择几种与自己情况最匹配的方式（如擅长自我规划者侧重计划和积极重构，而不必勉强寻求过多社交支持），并坚持深入运用。认识到减少策略的“广度”有时是明智的资源保存策略。 2. 对组织与管理实践：组织在设计和推行员工支持项目（如压力管理培训、工作-生活平衡计划）时，应避免“一刀切”地鼓励所有员工采用所有策略。可以提供多样化的工具包，并引导员工根据自身资源和偏好，发展出有深度、可持续的个人化应对模式，而非鼓励不可持续的高广度应对。

第六，研究亮点 1. 重要发现：颠覆性地指出“应对广度”可能具有潜在成本，而“应对深度”是产生积极结果的核心。发现了“个人主义应对者”这一高效剖面，其特点是通过深度运用非社交性策略（计划、排序、积极认知）来应对压力，且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使用所有策略的“全面应对者”。 2. 方法新颖性：成功地将纵向的、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LPA & LTA）应用于应对研究，完美契合了应对本质上具有“组合性”和“动态性”的理论内核，是该领域方法论上的重要推进。 3. 研究设计的严谨性：通过一个先导研究和两个主体研究，采用多样本、多波次设计，逐步从探索、复制验证到假设检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普适性。研究二同时考察了多领域的结果变量，使结论更具说服力。 4. 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聚焦于日益普遍的“工作-非工作压力源”，特别是在远程/混合办公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该研究具有极强的时代相关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第七，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还深入梳理了工作-非工作应对策略的文献，明确将本研究聚焦的五种策略（计划、优先级排序、寻求工具性支持、寻求情感支持、积极重构）与经典的应对理论框架（问题聚焦 vs. 情绪聚焦）和当代的亲和应对理论联系起来，为这些策略的选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此外，文章详细讨论了为何排除其他策略（如主动应对、适应不良策略），体现了研究的严谨性。研究者也坦诚指出了研究的局限，如数据主要依赖自我报告、观察期相对较短等，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如探究不同压力源类型是否会导致不同的最优应对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