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a，是一篇关于中国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的原创研究论文。以下是对该研究的学术报告：

作者与机构
本研究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Xining Liao和Hernando Rojas，以及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Alex Zhi-Xiong Koo共同完成，发表于2022年6月的《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期刊，DOI为10.¹⁰⁸⁰⁄_17544750.2022.2088587。

学术背景
研究领域为传播学与政治学的交叉领域，聚焦于中国社交媒体时代的粉丝文化与民族主义互动。研究背景基于两个现象：
1. 西方研究中，粉丝常被视为挑战政治现状的进步力量（如Bennett, 2014；Jenkins & Shresthova, 2012），但中国粉丝群体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如支持新疆棉花、抵制NBA等事件）。
2. 现有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分析群体行为（如“帝吧出征”事件），缺乏对个体差异（如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附程度）及粉丝社区（online fan community engagement, OFCE）作用的量化检验。

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模型回答：中国娱乐粉丝如何被动员成为民族主义者？具体目标包括：
- 检验偶像崇拜（idol adoration）与民族主义情绪（nationalist sentiments）的关系；
- 分析在线粉丝社区参与（OFCE）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 揭示粉丝民族主义背后的社会控制机制。

研究流程与方法
1. 数据收集
- 时间与平台：2020年4月至5月通过Qualtrics在线平台收集数据，样本覆盖中国成年人口，平衡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居住地。
- 样本筛选：初始样本510人，排除未提及偶像或选择海外偶像的65人，最终样本445人（以国内娱乐明星粉丝为主）。

1. 变量测量

   • 核心变量：
     
     • 偶像崇拜：采用单条目量表（“我愿意为偶像投入全部时间”），6级评分（0-5分）。
       
     • 在线粉丝社区参与（OFCE）：询问参与频率（从“从不”到“几乎每天”），二分类编码（0=未参与，1=参与）。
       
     • 民族主义情绪：基于Kosterman和Feshbach（1989）量表，测量对“中国道德与物质优越性”和“无条件支持国家”的认同程度（0-5分）。
       
     • 在线亲政府表达（online pro-government expression, OPE）：包括支持政府或批评政府反对者的频率（0-5分）。
       
   • 控制变量：收入、教育、年龄、性别、新闻使用频率、政治兴趣。
     

2. 分析方法

   • 使用Hayes（2013）的PROCESS宏进行调节中介模型分析（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检验OFCE对“偶像崇拜→民族主义情绪→OPE”路径的调节作用。
     
   • 采用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验证间接效应显著性。
     

主要结果
1. 直接效应
- 偶像崇拜显著预测OPE（β=0.24, p<0.001），但未直接显著预测民族主义情绪（β=0.06, p=0.08），假设H1被拒绝。
- 民族主义情绪显著正向影响OPE（β=0.20, p<0.001），支持假设H2。

1. 调节效应

   • OFCE显著调节偶像崇拜与民族主义情绪的关系（β=0.16, p<0.01）：仅对参与粉丝社区的个体，偶像崇拜会增强民族主义情绪（图C1）。
     
   • OFCE同样调节民族主义情绪与OPE的关系（β=0.19, p<0.01）：粉丝社区成员更易将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OPE（图C2）。
     

2. 间接效应

   • 仅在参与粉丝社区的群体中，“偶像崇拜→民族主义情绪→OPE”的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0.05, 95%CI[0.01,0.10]），支持假设H6。
     

结论与价值
1. 理论贡献
- 揭示了粉丝民族主义的双重路径：个体粉丝因保护偶像而被动表达亲政府立场（非真实认同），而粉丝社区成员通过群体社会化将偶像政治态度内化为真实民族主义情绪。
- 提出“粉丝圈层分化”观点：核心粉丝（社区参与者）与散粉（非参与者）在政治动员中存在显著差异。

1. 现实意义
   
   • 表明中国国家通过管控娱乐明星间接引导粉丝舆论，形成“国家-偶像-粉丝”三级控制链，补充了威权体制下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研究空白。
     
   • 为理解数字时代政治与娱乐的纠缠（entanglement）提供了跨文化案例。
     

研究亮点
1. 方法创新：首次量化检验粉丝个体差异与社区参与的调节作用，弥补了既往定性研究的不足。
2. 理论突破：区分“fanship”（偶像依附）与“fandom”（社群参与）的政治影响，提出粉丝民族主义的条件性机制。
3. 政策启示：警示娱乐产业的政治工具化风险，如明星“爱国人设”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潜在塑造。

其他发现
- 粉丝对偶像政治立场的关注度极低（445人中仅8人提及），说明其民族主义表达更多源于社群压力而非主动选择。
- 研究局限包括横截面数据无法严格验证因果、未测量偶像民族主义表现的强度差异等。

（注：因篇幅限制，部分细节如附录图表未展开，实际报告中可补充具体统计数值与模型拟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