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张小娣与戈晓璇共同完成，两人均隶属于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该研究论文题为《人工智能可供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发表于《科技管理研究》期刊，具体为2025年第15期。
学术背景
本研究属于管理学与信息系统领域的交叉研究，聚焦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关键现实问题。当前，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中小企业的转型进程是决定整体成败的关键。然而，大量中小企业面临“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的三重困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为中小企业突破转型瓶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现有研究多从外部因素（如政策、资金）探讨中小企业转型，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具体作用于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即“技术如何通过组织内部过程产生价值”这一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
为此，本研究引入了可供性实现理论作为核心理论视角。该理论强调，技术本身的价值在于其提供的“可供性”，即技术为使用者实现特定目标所提供的潜在行为可能性；而价值的最终实现，则依赖于使用者对可供性的感知、交互与行动落实。基于此，研究团队将“人工智能可供性”操作化为三个具体维度：自主可供性、交互可供性和沟通可供性。本研究旨在构建并检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揭示人工智能可供性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核心研究问题包括：人工智能可供性的三个维度是否以及如何直接促进数字化转型？组织敏捷性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中介角色？而体现企业主观能动性的企业家精神，又如何调节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组织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力图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基于理论洞见的指导。
详细研究流程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定量实证分析，整个工作流程严谨，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第一步：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研究团队构建了核心理论模型。模型以人工智能可供性的三个维度（自主、交互、沟通）为自变量，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为因变量。同时，引入组织敏捷性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其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桥梁作用。此外，引入企业家精神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如何影响自变量（人工智能可供性）与中介变量（组织敏捷性）之间的关系。基于理论推演，共提出了15条具体研究假设，例如H1a-c假设三个维度的可供性均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H4a-c假设组织敏捷性在三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H5a-c假设企业家精神正向调节前述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
第二步：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研究团队为模型中所有关键构念选用了成熟的测量量表，并进行了适当的情境化调整，以确保在中国中小企业背景下的测量效度。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具体而言： * 人工智能可供性：借鉴Issa等及马鸿佳等的研究，分为自主可供性（4个题项，如“人工智能具备自行决定设计哪些应用程序或首先完成哪些任务的潜能”）、交互可供性（4个题项，如“人工智能具备从环境中有效获取相关和最新信息的潜能”）和沟通可供性（4个题项）共12个题项进行测量。 * 组织敏捷性：采用Cegarra-Navarro等的量表，共6个题项，测量企业快速响应客户、调整生产等能力。 *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借鉴Bharadwaj等和池毛毛等的研究，从数字化技术转型和数字化运营转型两方面，用5个题项进行衡量。 * 企业家精神：参考Covin等的量表，从创新性、冒险性、开拓性三个维度，用9个题项进行测量。 * 控制变量：选取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属行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第三步：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问卷发放对象设定为对企业和转型情况有全面了解的中小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数据收集于2023年5月至11月期间，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初始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28份。经过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245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1.25%。样本企业主要来自陕西、广东、长三角等地区。
第四步：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研究团队运用SPSS 26.0和AMOS等统计软件，按以下流程对数据进行分析： 1. 信效度检验：首先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组合信度均大于0.8，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随后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高于0.5，平均方差抽取量均高于0.5，证明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计算了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分析显示，各变量之间均在p<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为后续的回归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 3.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回归分析）：采用分层回归方法。 * 主效应：在控制企业年龄、规模和行业后，分别将自主可供性、交互可供性、沟通可供性放入回归方程，结果均显示对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β值分别为0.347， p<0.001； 0.391， p<0.001； 0.544， p<0.001），假设H1a-c得到支持。 * 中介效应：首先，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组织敏捷性）的影响，三个维度的可供性均对组织敏捷性有显著正向影响（β值分别为0.450， 0.400， 0.542， p均<0.001），支持H2a-c。其次，检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组织敏捷性对数字化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30， p<0.001），支持H3。最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发现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相较于主效应模型均有所下降但仍显著，表明组织敏捷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a-c得到支持。 4. 调节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调节效应：通过引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企业家精神）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自主可供性×企业家精神、交互可供性×企业家精神、沟通可供性×企业家精神三个交互项对组织敏捷性的影响均显著为正（β值分别为0.112， p<0.05； 0.133， p<0.01； 0.260， p<0.001）。调节效应图进一步表明，在高企业家精神水平下，人工智能可供性对组织敏捷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 *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分析显示，在低、中、高不同水平的企业家精神下，组织敏捷性的中介效应值逐渐增强。对于自主可供性和沟通可供性，各水平下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对于交互可供性，仅在低水平时置信区间包含0。整体指数检验结果均显著，表明企业家精神正向调节了“人工智能可供性 → 组织敏捷性 → 数字化转型”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假设H5a-c基本得到支持。
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得出了如下关键结果：
人工智能可供性对数字化转型的直接驱动作用得到证实。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主可供性、交互可供性和沟通可供性均能独立、显著地正向预测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其中，沟通可供性的影响效应最大（β=0.544），其次是交互可供性（β=0.391）和自主可供性（β=0.347）。这一结果为“技术赋能转型”提供了直接的实证依据，明确了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功能（自主决策、人机交互、智能沟通）均是推动转型的重要力量。
组织敏捷性发挥了关键的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结果清晰地揭示了影响机制的黑箱：人工智能可供性不仅直接促进转型，还通过提升组织敏捷性这一关键组织能力来间接推动转型。具体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自主可供性路径60.73%，交互可供性路径45.65%，沟通可供性路径31.57%。这一结果将技术特征与组织能力动态地联系起来，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增强企业“感知-响应”变化的敏捷能力，进而更有效地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这解释了为何相似的技术在不同企业会产生不同效果——“数字化悖论”的部分答案在于组织能否将技术潜力转化为敏捷的组织能力。
企业家精神发挥了重要的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水平越高，人工智能可供性对组织敏捷性的提升作用就越强。这意味着，在充满创新、冒险和开拓精神的组织氛围中，企业更善于挖掘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组织的敏捷性。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在高企业家精神的情境下，经由组织敏捷性的中介路径效应更强。这突出了企业领导者主观能动性和组织文化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决定性角色，回答了“在什么条件下技术更能转化为能力”的问题。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首先，人工智能可供性是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前因，其三个维度均具有显著价值。 其次，组织敏捷性是连接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化转型成效的关键枢纽，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最后，企业家精神是放大技术价值、赋能组织能力建设的积极情境因素，正向调节了技术向能力转化的过程。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理论价值：① 将可供性实现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深化了该理论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应用。② 构建并实证检验了“技术可供性—组织能力—转型绩效”的整合模型，揭示了人工智能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机制，弥补了现有研究多关注外部宏观因素的不足。③ 明确了企业家精神的边界条件作用，将战略领导力因素纳入技术应用的过程模型，丰富了技术采纳与组织变革的理论体系。
应用价值：① 为中小企业管理者提供了清晰的行动路线图：应系统性地识别和利用人工智能的自主、交互、沟通等多维可供性，不能仅关注单一功能。② 提醒管理者，引入技术的同时必须着力培育组织的敏捷性，包括流程优化、动态响应和持续进化能力，这是技术价值变现的关键。③ 强调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创新、冒险、开拓）对于成功转型至关重要，高层管理者应积极塑造鼓励探索和学习的组织文化，为技术应用“保驾护航”。
研究亮点
本研究的突出亮点在于： 1. 视角新颖：率先从“可供性”这一关系性、过程性的视角，系统剖析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细机制，避免了技术决定论的片面性。 2. 模型整合：创新性地将技术特征（AI可供性）、组织动态能力（组织敏捷性）和战略导向因素（企业家精神）整合进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完整地刻画了从技术输入到转型输出的复杂因果链。 3. 实证扎实：基于对中国多地区245家中小企业的实际调研数据，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回归分析、Bootstrap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严谨检验，结论具有较高的信服力和实践参考价值。 4. 针对性强：精准聚焦于资源能力受限但转型意义重大的中小企业群体，研究结论对该群体的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