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关系机制的重要研究：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近日，来自中国多所高校的研究团队在开放获取期刊《BMC Psychiatry》（2025年，第25卷，第280期）上发表了一项题为《大学生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social anxiety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valuation fear）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为张火印（深圳大学心理学系/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和朱心怡（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通讯作者为黄伟（西华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合作作者还包括张皓（成都师范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谢昕（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魏尔詹（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该研究深入探讨了童年创伤、评价恐惧（包括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与中国大学生社交焦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路径。
一、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属于临床与健康心理学领域，重点关注青少年及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社交焦虑障碍的成因与机制。社交焦虑已成为严重影响当代青年心理健康的常见问题，当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可能发展为社交焦虑障碍，损害个体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童年期创伤与成年后的社交焦虑密切相关，但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先前的研究多从依恋中断、社交技能缺陷、负面自我认知等角度解释童年创伤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而对“评价恐惧”这一关键认知因素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关注相对不足。
研究团队指出，在社交互动中，个体对评价信息的加工扭曲和偏见是导致社交焦虑加剧的重要因素。传统的认知行为模型强调对消极社交评价的过度恐惧和错误解读是驱动社交焦虑的主要因素，且这种模式可能因童年创伤经历而得到强化。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一些个体不仅害怕负面评价，也会对来自他人的正面评价或赞许感到焦虑和痛苦，即存在“对积极评价的恐惧”。虽然已有研究证实对积极评价的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强正相关并能正向预测社交焦虑，但关于其对社交焦虑影响的具体路径，以及它在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关系中的潜在作用，尚缺乏深入探索。例如，一项针对中国男性药物成瘾者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不仅直接与社交焦虑相关，也通过“对消极评价的恐惧”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联系，但该研究并未考虑“对积极评价的恐惧”的可能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特别聚焦于对积极评价的恐惧所扮演的角色。研究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目标在于：1）探索童年创伤、评价恐惧（包括对积极评价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相关关系；2）检验童年创伤和两种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3）构建并检验一个并行的中介模型，即探讨对积极评价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是否在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研究假设，两种评价恐惧均是童年创伤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重要心理机制。
二、 研究设计与详细工作流程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在2023年9月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对中国多省市的高校本科生进行了便利抽样调查。整个研究流程严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研究最初共回收571份问卷。根据预设的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筛选。纳入标准包括：年龄在18至22岁之间的在校大学生；能够理解问卷条目含义；具备互联网使用能力。排除标准包括：重复提交问卷；未通过测谎题；自我报告有过去或当前严重精神障碍史（如重度抑郁、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焦虑障碍、物质使用障碍、人格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我报告有神经发育障碍史（如智力残疾、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经过筛选，最终有效样本量为559人，其中男性229人（41.0%），女性330人（59.0%），平均年龄20.20岁（标准差1.211）。所有参与者均在知情同意后自愿参与，研究获得了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研究工具与测量： 研究使用了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标准化心理量表进行在线匿名测量，以降低因心理健康污名化可能带来的回答压力。具体包括：
- 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用于评估18岁前经历的创伤，包含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个维度。共28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0。
- Liebowitz社交焦虑量表（Liebowitz Social Anxiety Scale, LSAS）：用于评估过去三个月内的社交焦虑水平，包含对表演和社交互动的“恐惧”与“回避”两个维度，共24个条目，采用0-3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高达0.969。
- 对积极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用于评估个体因收到他人积极评价而产生的恐惧和痛苦。共10个条目，采用0-9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0。
- 简版对消极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用于评估个体对来自他人的消极评价的恐惧和不适。共12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3。
数据分析流程： 数据分析使用SPSS 27.0和AMOS 26.0软件进行，步骤如下：
-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首先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分解释的变异量为28.367%（低于40%临界值），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 描述性统计与性别差异检验：计算各量表得分的均值和标准差，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各变量在性别上的差异。
- 相关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使用偏相关分析探讨童年创伤总分及其各维度、两种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
- 结构方程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基于理论假设，使用AMOS 2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童年创伤为自变量，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为并行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为因变量。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检验模型拟合度，并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5000次）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模型拟合度评估采用了多个指标，包括卡方自由度比（χ²/df）、比较拟合指数（CFI）、Tucker-Lewis指数（TLI）、增值拟合指数（IFI）、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三、 主要研究结果
性别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对消极评价的恐惧”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M=43.95）的得分显著高于男大学生（M=40.73）。而在童年创伤、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社交焦虑总分上，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相关关系： 偏相关分析（控制性别和年龄）结果显示，童年创伤总分与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对消极评价的恐惧以及社交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同时，两种评价恐惧也与社交焦虑呈强正相关。在童年创伤的各维度中，躯体忽视与社交焦虑、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的相关性最强，而性虐待与这些变量的相关性最弱。
结构方程模型与中介效应：
- 模型拟合：构建的并行中介模型拟合指标基本达到可接受标准（χ²/df=4.991， CFI=0.849， TLI=0.835， IFI=0.849， GFI=0.797， AGFI=0.762， RMSEA=0.085），表明模型与数据适配度尚可。
- 路径系数：模型路径分析显示：1）童年创伤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直接效应β=0.20, p<0.001）。2）童年创伤能显著正向预测对积极评价的恐惧（β=0.40, p<0.001）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β=0.31, p<0.001）。3）对积极评价的恐惧（β=0.45, p<0.001）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β=0.43, p<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
- 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在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之间均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总间接效应值为0.309（95% CI=[0.240, 0.380]），占总效应（总效应=直接效应+总间接效应）的60.78%。其中，通过“对积极评价的恐惧”的中介效应为0.179（95% CI=[0.131, 0.238]），占总效应的35.30%；通过“对消极评价的恐惧”的中介效应为0.130（95% CI=[0.087, 0.186]），占总效应的25.49%。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中介效应的差异比较不显著，表明它们的作用大小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别，但数据显示“对积极评价的恐惧”的路径系数和中介效应量略高。
四、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童年创伤、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均能显著预测中国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更重要的是，对积极评价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在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之间扮演了并行的部分中介角色。这意味着，经历过较多童年创伤的个体，更容易发展出对他人评价（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强烈恐惧，而这种评价恐惧进而会加剧其社交焦虑症状。
研究的科学价值与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 理论层面：本研究首次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将“对积极评价的恐惧”和“对消极评价的恐惧”同时纳入一个模型，验证了它们在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间的并行中介作用。这为理解童年创伤导致社交焦虑的心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新颖且更全面的视角。研究结果支持并扩展了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和“评价恐惧的双价模型”，强调了对积极评价的恐惧是一个独立且不容忽视的认知因素，其在影响社交焦虑的作用强度上可能不亚于甚至略高于对消极评价的恐惧。这挑战了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消极评价恐惧的传统视角，深化了对社交焦虑形成机制的理论认识。
- 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为针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明确的科学依据和靶点。在临床治疗上，提示心理治疗师（如采用认知行为疗法）不仅需要处理来访者对消极评价的恐惧性认知，也应高度重视并干预其对积极评价的恐惧。例如，帮助来访者识别和重构诸如“受到表扬意味着未来要承担更高期望和压力”等非理性信念。同时，针对有童年创伤史的个体，采用创伤聚焦疗法（如眼动脱敏与再加工疗法中的闪存技术）、基于正念的干预等，处理其早期创伤，修复负性的自我和他人图式，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其发展出评价恐惧的易感性。在教育与公共卫生层面，高校心理健康中心可以设计专门的团体辅导来应对评价恐惧；将心理健康筛查纳入新生入学教育，早期识别高风险学生；并构建学校-家庭-社区联动的心理支持网络。
五、 研究亮点与创新
- 研究视角的创新：突破性地将“对积极评价的恐惧”这一相对较新且常被忽略的构念置于童年创伤与社交焦虑关系模型的核心位置，揭示了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填补了现有研究空白。
- 模型的整合性：构建并检验了一个包含两种评价恐惧的“并行中介模型”，更精细地刻画了多重心理机制如何共同作用，比单一中介模型更能反映复杂的现实心理过程。
- 具有启示性的发现：研究发现对积极评价恐惧的预测作用和中介效应量略高，这提示临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在关注社交焦虑时，或许应给予“恐惧被赞扬”这一现象同等的甚至更多的重视。
- 文化情境的考量：研究在设计时考虑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心理健康污名化可能更严重的问题，采用了匿名在线问卷以保障数据的真实性，增强了研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效度。
六、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作者在讨论中也坦诚了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依赖自我报告法，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回忆偏差等因素影响。第三，未能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环境等其他潜在混杂变量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借助纵向追踪设计、实验法、神经影像学等客观指标，并结合跨文化比较，进一步验证和深化本研究的发现，并探索韧性等保护性因素如何缓冲童年创伤的不良影响，从而发展出更具文化特异性和精准化的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