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税务研究》2024年第1期，作者李蕊和苏嵘钰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文章围绕“数字经济与税收治理”这一主题，探讨了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税收问题，特别是如何将其纳入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范畴。文章指出，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然而，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税收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税基侵蚀和税负不公，亟需通过制度调整来应对这一挑战。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通过“平台效应”集聚了大量数据资源，并通过数据整合、加工与利用获得了巨额经济利润。然而，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保有与交易所得尚未被纳入既有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所得范畴，导致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之间的税负差距日益扩大，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并引发了国家税基侵蚀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调整，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纳入应税所得，以解决当前税收治理中的困境。

二、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可税性

文章首先论证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可税性。根据传统税法理论，可税性主要从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三个维度进行检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具有显著的营利性质，因此本文集中探讨其收益性。文章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分为公共数据、用户个人数据和企业自有数据三类，分别论证其可税性。

1. 公共数据：用于公共治理及公益事业的公共数据属于公共产品范畴，企业难以通过其产生价值增益，因此不具有可税性。然而，用于产业与行业发展的公共数据具有较高的加工与利用价值，能够产生收益，因此具有可税性。
2. 用户个人数据：平台企业通过收集用户个人数据并整合加工，能够挖掘数据价值，指导决策并实现资产收益，因此具有可税性。
3. 企业自有数据：平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行形成的数据资产，剔除涉及员工隐私的部分，其余数据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应被认定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具有可税性。

三、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纳入应税所得的可行性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纳入应税所得的可行性。首先，国内所得税制调整可与国际税收规则相协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UN）提出的“双支柱”方案和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支撑。其次，我国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为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税收治理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智慧税务建设和金税工程的推进，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来源确认、流动监管及所得管理已具备较为完备的技术与制度基础。

四、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纳入应税所得的制度困境

文章详细分析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纳入应税所得面临的制度困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价值实现与权责发生制相冲突：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在保有与非货币化交易中，其价值增益难以通过货币精准衡量，导致与权责发生制原则相冲突。
2. 转让所得认定对无形资产认定标准的冲击：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具有高速流动特质，难以被认定为会计学意义上的非流动性长期资产，且数据管理与赋权机制不明，导致其转让所得难以纳入应税所得范畴。
3. 成本与费用摊销规则尚未明确：传统资产的所得扣除规定难以适应平台企业数据资产价值的非线性变动趋势，现行无形资产摊销规则与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价值波动趋势相背离。

五、制度困境的克服进路

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了以下克服进路：

1. 所得“定性”：突破既有所得认定规则，将预期所得和概括性价值衡量的所得纳入应税所得范畴。
2. 所得额“定量”：在量能负担原则下，制定科学合理的所得扣除规则，确保税收公平。
3. 制度建构：建议通过分类测算预期及概括性所得的公允价值、系统调整无形资产认定规范、探索平台企业数据资产“加速摊销”规则等方式，构建契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台企业数据资产所得税收治理机制。

六、结论与意义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可税性及其纳入应税所得的可行性，提出了具体的制度调整建议。文章指出，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税收治理不仅有助于解决税基侵蚀和税负不公问题，还能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七、研究亮点

1. 创新性：本文首次系统探讨了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可税性及其纳入应税所得的可行性，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2. 实践性：文章提出的制度调整建议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未来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具体路径。
3. 国际视野：文章结合国际税收规则，提出了国内所得税制调整与国际税收治理规则相协调的具体方案，具有重要的国际参考价值。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平台企业数据资产的税收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制度调整建议，为数字经济的税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