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向读者介绍一篇发表于《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4年8月第44卷第4期的学术研究论文，题为《促进体育企业价值提升的路径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动态QCA分析》。该研究由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俞宗宝、陈刚、肖雪兴三位学者共同完成，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
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属于体育产业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的交叉领域。随着体育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议题。体育企业作为产业的核心主体，其价值提升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企业价值，即企业有形与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是衡量企业绩效和发展潜力的核心指标。然而，现有关于企业价值的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的“净效应”分析，且多使用截面数据，难以捕捉多因素协同作用以及价值提升路径随时间演化的动态规律。因此，本研究旨在突破传统线性回归分析的局限，探究影响体育企业价值的多重前因条件如何通过不同的组合路径（组态）共同驱动企业价值提升，并揭示这些路径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异质性。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单一因素是影响体育企业价值的必要条件？第二，哪些前因条件的组合路径（组态）能够等效地提升企业价值？第三，这些提升路径是否存在时间演化规律和地区差异？
二、 研究设计与工作流程
本研究采用了严谨的定量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构建。 研究团队在回顾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影响体育企业价值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六个研究假设（H1-H6）。这些假设涵盖了财务能力（H1：偿债、营运、成长、盈利能力）、资源禀赋（H2：企业规模、政府补助）、创新投入（H3）、股权结构（H4）、企业年龄（H5）以及所有权和地区的异质性作用（H6）。这些因素被确定为潜在的前因条件。
第二步：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研究对象为2017年至2022年间在沪深北A股及新三板上市的体育类公司。研究首先根据主营业务中体育项目收入占比超过50%（新三板）或参考权威机构发布的A股体育企业名单，筛选出108家体育上市公司，形成了包含648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与治理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确保了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第三步：变量测量与初步筛选（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首先定义了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使用“企业价值（含货币资金）”指标（总市值+带息债务）来衡量。解释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偿债能力）、销售增长率（成长能力）、现金总资产比和净资产收益率（盈利能力）、总资产周转率（营运能力）、企业规模（总资产）、政府补助强度、研发投入强度、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企业年龄。此外，所有权性质（国有/非国有）和注册地区（东部/中西部）作为分组变量。
为了从众多潜在因素中筛选出对体育企业价值具有显著影响的核心前因条件，并为后续的组态分析提供变量基础，研究团队首先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这一步是关键的数据预处理环节，旨在识别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因素。
第四步：动态定性比较分析（Dynamic QCA）。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分析方法。QCA方法擅长处理多因素并发因果和“殊途同归”（equifinality）的问题，即多种不同的条件组合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而“动态”QCA则进一步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能够考察组态效应随时间的变化。具体流程如下： 1. 变量校准： 将回归分析筛选出的显著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净资产收益率）以及分组变量（所有权性质、地区）进行校准，将其转化为集合隶属分数（0到1之间）。连续变量使用95%、50%、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类别变量直接赋值（如国有企业=1，非国有企业=0）。 2. 必要性分析： 检验单个前因条件是否为产生高企业价值的必要条件。标准是看该条件出现时，高企业价值出现的一致性是否高于0.9。分析发现，没有一个单一条件是必要条件，这证实了企业价值提升是多重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虽然股权集中度不是必要条件，但其必要性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表明其影响力随时间在减弱。 3. 充分性分析（组态分析）： 这是寻找提升企业价值的不同“配方”或“路径”。研究使用fsQCA软件，设定一致性阈值（0.8）和频数阈值（2），分析哪些前因条件的组合（组态）能够充分导致高企业价值。通过比较中间解和简约解，区分出每个组态中的“核心条件”（在两种解中都出现）和“边缘条件”（仅在中间解中出现）。 4. 时间与空间效应分析： 动态QCA允许研究者观察各条提升路径（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在不同年份（2017-2022）的变化，以捕捉时间效应。同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的地理分布，考察路径的空间异质性。 5.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作者通过调整校准锚点（如将交叉点从50%分位数调整为55%分位数）重新进行QCA分析。结果显示，组态的核心条件保持稳定，证明结论是稳健的。
三、 主要研究结果
1. 回归分析结果：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和净资产收益率对体育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规模更大、负债水平适度、股权相对集中且盈利能力更强的体育企业，其市场价值往往更高。此外，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存在所有权和地区异质性。例如，资产负债率对国有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股权集中度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价值提升作用更明显。
2. 动态QCA分析结果： 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发现。 * 不存在单一最优路径： 必要性分析证实，没有单个因素是体育企业价值提升的“万能钥匙”。 * 识别出四条提升路径，归纳为三种驱动模式： 研究最终发现了四条能够有效提升体育企业价值的组态（路径），根据其核心条件的共同特征，可以凝练为三种模式： * 模式一：产权异质性下的资产-股权结构驱动型。 该模式对应组态1，其核心条件是高企业规模、低股权集中度以及国有企业性质。典型案例是鸿博股份和三夫户外。这条路径表明，对于国有体育企业，通过扩大资产规模（如投资设立子公司、并购）并保持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避免一股独大），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 * 模式二：地区异质性下的资产驱动型。 该模式包含组态2和组态3，其共同核心条件是高企业规模和位于东部地区。组态2的辅助条件是低资产负债率和低股权集中度，适用于东部非国有企业（如三七互娱、吉比特）。组态3的辅助条件是低资产负债率和国有企业性质，适用于东部国有企业。这条路径强调对于东部企业（无论国有与否），扩大规模是根本，同时辅以稳健的财务结构（低负债）和（对非国企而言）优化的股权治理。 * 模式三：产权异质性下的资产-负债驱动型。 该模式对应组态4，其核心条件是高企业规模、高资产负债率以及国有企业性质，且企业位于中西部。典型案例是莱茵体育。这条路径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体育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采取相对激进的负债融资策略（如利用银行贷款进行项目投资建设），也能实现价值提升。 * 一个普遍关键因素： 在所有四条路径（三种模式）中，高企业规模都是核心条件，凸显了资产积累对于体育企业价值提升的基础性和至关重要性。 * 时间效应： 组态分析发现，所有四条路径的一致性水平在2019年底后均出现下跌，在2021年后又有所回升。作者将此归因于新冠疫情的外部冲击。疫情初期（2020年）严重打击了体育服务业，削弱了企业内部因素对价值的解释力；后疫情时代，健康意识提升、行业洗牌后生存企业韧性增强、数字化转型加速等因素，又使得内部驱动路径的解释力在2021年后得以恢复和加强。 * 空间异质性： 典型案例的分布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征。资产驱动型路径的案例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资产-负债驱动型路径的案例则出现在中西部地区，反映了不同区域经济环境、融资约束和国企角色差异对企业价值提升策略的影响。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体育企业价值受企业规模、负债水平、股权结构和盈利能力等多因素显著影响，且这些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和所在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 2. 企业规模是价值提升的普遍关键，但并非唯一条件。股权集中度的必要性随时间减弱，提示企业需关注股权结构的动态优化。 3. 体育企业价值提升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最优路径，而是存在多种等效的驱动路径（“殊途同归”）。企业应根据自身产权属性和区位特点，选择适合的“资产-股权结构驱动”、“资产驱动”或“资产-负债驱动”模式。 4. 企业价值提升路径的效果受到宏观环境（如疫情）的显著影响，且其适用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方法论上，创新性地将多元回归与动态QCA相结合，应用于体育企业价值研究，克服了传统单因素分析和静态截面数据的局限，揭示了多因素并发因果、等效路径及动态演化规律。理论价值上，构建并验证了一个基于组态视角的体育企业价值提升分析框架，深化了对企业价值创造复杂机制的理解，特别是揭示了产权和地区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应用价值上，研究结论为体育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启示：企业需“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制定价值提升策略，尤其要重视资产规模积累；政府应关注不同地区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投资者可依据企业所处的组态类型评估其价值成长潜力。
五、 研究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