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23年第6期，作者许身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项目编号：16fxb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聚焦低龄未成年人（6-14岁）罪错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调整与社会热点案例（如“大同未成年人霸凌事件”），探讨了我国少年司法体系的现状、挑战及改革路径。

核心观点与论证

1. 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现状与立法困境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初始犯罪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14-15岁提前至13岁以下。然而，现行法律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原14岁，现个别下调至12岁）的未成年人缺乏有效干预机制，导致“一放了之”的治理困境。例如，2023年山西大同霸凌事件中，施害者因年龄过低免于刑责，引发公众对法律缺位的质疑。

论据支持：
- 数据表明，国外仅3%-15%的严重少年犯罪进入司法程序，暗示我国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更高。
- 《刑法修正案（十一）》虽将特定情形（如故意杀人、重伤）的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岁，但仅限于“严格控制的例外”，大部分低龄案件仍依赖行政干预（如训诫、专门教育），效果有限。

2. 少年司法体系的二元结构矛盾

我国当前少年司法呈现“行政干预体系”与“刑事司法体系”并立的二元格局：
- 刑事司法体系：仅管辖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程序成人化，缺乏针对性。
- 行政干预体系：通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处理不良行为，但措施松散（如责令管教、矫治教育），权力集中于公安机关，缺乏司法审查。

问题分析：
- 行政干预的封闭性导致权利保障不足，例如收容教养制度（现调整为专门矫治教育）因程序不透明、执行场所缺失而几近虚设。
- 二元体系割裂使得低龄罪错行为成为“规制盲区”，亟需构建司法化干预路径。

3. 比较法视角下的刑事责任年龄争议

文章对比了不同法域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
- 国际差异：拉美国家普遍将刑责年龄提高至18岁，而美国部分州通过“弃权机制”将少年案件转入成人刑事法院。
- 本土争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个别下调被质疑为“舆论驱动”，可能背离“教育为主”的少年司法理念。

关键论据：
- 刑事责任年龄是法律拟制，需平衡“辨认控制能力”与“刑事政策”。例如，日本通过家庭裁判所对触法少年（未达刑责年龄）实施保护处分（如保护观察），而非刑罚。

4. 完善双轨制少年司法的具体对策

作者提出三层次改革方案：
- 分层处理标准：依据行为危害性（如是否涉及故意杀人等八类重罪）和年龄（6-12岁侧重家庭干预，12岁以上增加强制矫治），细化干预措施。
- 强制亲职教育：通过“一家庭一方案”个性化指导（如浙江苍南模式），强化家庭监护能力。
- 司法化矫治程序：将专门矫治教育的决定权移交法院，引入社会调查、法庭教育等少年审判特色制度，避免行政垄断。

理论支撑：
- 司法权的交互性更利于未成年人教育矫治，而行政权的单向性易导致“惩罚导向”。
- 保护处分（如日本少年院的非监禁措施）可作为刑罚替代，体现“教育优先”原则。

研究价值与意义

1. 理论贡献：批判性分析了我国少年司法的结构性缺陷，提出“司法化干预”与“分层矫治”的创新框架。
   
2. 实践价值：为《少年司法法》的立法呼吁提供依据，推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从“惩罚”向“保护性干预”转型。
   
3. 社会影响：回应公众对低龄恶性案件的治理诉求，平衡社会防卫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亮点与创新

• 问题意识：直指《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刑责年龄的局限性，强调单一刑罚无法解决低龄罪错问题。
  
• 制度设计：提出“法院主导矫治程序”与“亲职教育联动”的本土化方案，兼具比较法视野与实操性。
  
• 数据支撑：结合国内外司法统计数据与典型案例（如大连13岁男童杀人案），增强论证说服力。
  

本文系统揭示了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法律规制的体系性矛盾，为构建“司法—家庭—社会”多元干预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