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发表于学术期刊《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的一篇学术论文，题为《On the Crossroads of Pragma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of (Im)politeness and Vulgar Language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作者是Qin Huang（华中科技大学）和Roberto A. Valdeón（奥维耶多大学）。该论文发表于2026年，第34卷第3期，页码411-425。本文是一篇引言/序言文章，旨在为特刊的专题文章提供理论背景和学术脉络梳理，因此属于类型b（非单一原创研究报告的科学论文，如综述、社论等）。
本文的核心主题是探讨语用学（Pragmatics）与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交叉领域，特别是聚焦于视听翻译中（不）礼貌和粗俗语言的翻译问题。文章系统地回顾了语用学关键概念如何被引入并应用于翻译研究，梳理了相关学术发展脉络，并以此为基础引出了本特刊所收录的五篇研究论文。
论文的主要观点阐述如下：
第一， 语用学与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早期融合。 文章开篇即指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并强调了语用学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作者回顾了翻译研究早期学者对语境的重视，例如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强调了文化和语境在传达意义和获得预期反应中的重要性，以及J. C. 卡特福德（J. C. Catford）区分的“形式对应”与“文本对应”，后者已触及对语言使用情境的考量。这些早期工作虽未直接使用成熟的语用学框架，但为两者结合奠定了基础。随后，文章详细梳理了源自语言哲学、对翻译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语用学核心概念：1.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由奥斯汀（J. L. Austin）提出，后经塞尔（John R. Searle）发展，区分了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文章以旅游文本翻译为例，说明翻译的最终目的往往是实现特定的言后效果（如说服游客）。2. 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与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由格赖斯（H. P. Grice）提出，强调说话者意义与字面意义的区别，以及通过违反“质、量、关系、方式”等准则来传递隐含意义。这对文学文本和字幕翻译中隐含意义的传达至关重要。3.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由斯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提出，将交际视为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强调认知效果和处理努力之间的平衡，为翻译的认知过程提供了理论解释，如格特（Ernst-August Gutt）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4. （不）礼貌理论（(Im)politeness Theory）：源于戈夫曼（Goffman）的“面子”概念，经布朗和莱文森（Brown & Levinson）系统化，区分了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文章指出，礼貌和面子概念具有文化特异性，例如中文的“脸”与“面子”与英语世界的理解存在差异，这直接影响跨文化翻译策略。5. 跨文化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以凯克什（István Kecskés）为代表，关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者使用共同语（如英语作为通用语）交际时的意义生成，强调百科知识、跨文化性和程式化语言的作用，这对翻译中处理文化特定项极具启发性。
第二， 语用学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具体应用与发展。 在梳理理论脉络后，文章进一步回顾了将语用学系统引入翻译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及著作。例如，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在《话语与译者》中强调了语境、文化、语域等因素，并将言语行为、合作原则等概念与韩礼德的语言学框架结合。希基（Leo Hickey）主编的论文集《翻译的语用学》汇集了众多学者，探讨了言语行为、合作原则、预设（presupposition）、言后行为等在翻译中的应用。其中，预设的翻译被特别指出是一大挑战，因为它依赖于读者共享的背景知识，翻译时需在不破坏文本连贯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当处理。言后行为（即文本对读者产生的效果）的等效是翻译的终极目标之一，有时甚至需要放弃字面忠实以实现等效效果，这在旅游文本翻译中尤为明显。关联理论则为翻译过程提供了认知解释框架，强调译者需根据目标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明示和推理。近期研究，如德西拉（Louisa Desilla）对影视剧隐含意义接收的研究，以及戴特等人（Dayter, Locher & Messerli）对媒介性、参与结构和关系工作的关注，都进一步拓展了语用学在翻译，特别是视听翻译中的应用维度。
第三， （不）礼貌、詈骂语（Swearwords）及其翻译的专门讨论。 这是本文及特刊的核心焦点。文章指出，对虚构对话中（不）礼貌现象的研究与对自然会话的研究并行发展，影视作品中的语言成为重要分析对象。詈骂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言外行为，其功能不仅是宣泄情绪，还可能具有增强注意力、表达团结（如朋友间的戏谑）等复杂的社会语用功能。然而，詈骂语的翻译长期以来面临巨大挑战，主要原因有三：1. 詈骂语通常难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直接对等词；2. 不同文化对詈骂语的容忍度不同；3. 同一文化对詈骂语的接受度也会随时间变化。因此，翻译中常出现“净化”策略，包括省略、弱化或用委婉语替代。文章以英语中的某个女性生殖器词汇为例，指出其在英语中仍具强烈冒犯性，而在法语或西班牙语的某些语境中，对应词汇的使用则更为普遍和多样化，其语用强度也需依具体情境判断。这要求译者在处理时必须综合考虑语境、说话人关系、语用力度和文化背景。文章还指出，詈骂语的语用力量不一定非要用对应的粗话词汇来传达，语调、副语言特征等多模态手段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因素都至关重要。例如，有研究表明，在中文字幕中省略英文詈骂语，未必会削弱原片的情感冲击力，因为其他多模态层级的互动可以补偿这种缺失。
第四， 对本特刊五篇论文的引介与概述。 作为引言，文章最后简要介绍了收录于本特刊的五篇实证研究论文，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和语言对探讨了粗俗语言的翻译：1. Catarina Xavier 对葡萄牙语字幕中禁忌语翻译的语料库与问卷研究，分析了重复、语义场、文本内外功能等变量，发现省略、标准化和委婉语是常见策略。2. Qihang Jiang与Stephen Doherty 比较了英译中影视字幕中业余字幕组与专业字幕组对詈骂语的处理，发现两者都倾向于使用“净化策略”，但业余与专业译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且语用功能常通过非詈骂语手段得以保留。3. Xiaojing Zhao等人 研究了中文游戏《黑神话：悟空》本地化为英文时对轻度粗俗语言的翻译，发现英文版本中冒犯性程度被弱化，凸显了文化特定表达的翻译挑战。4. Chun Liu 提出了一个分析字幕中不礼貌现象的多模态框架，涵盖形式、意义和功能三个维度，并以《摩登家庭》的中文字幕为例进行了分析。5. Sofía Sánchez-Mompeán与Pablo Zamora 研究了西班牙语配音中青年语言的使用与接受度，发现配音中引入了大量西班牙青年俚语和粗话，但非裔美国人角色与其他角色在语言标记上的差异在译配版中被淡化。这些研究共同表明，粗俗和禁忌语的翻译远非简单的词汇替换，而是涉及语用力量、文化规范和多模态语境复杂协商的过程。
本文的意义与价值在于： 首先，它提供了一份关于语用学与翻译研究交叉领域，特别是（不）礼貌和粗俗语言翻译的详尽学术地图和文献综述，对刚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其次，文章清晰勾勒了从经典语用学理论到当代跨文化、多模态视角的发展脉络，展示了理论工具如何被应用于分析具体的翻译问题。第三，通过聚焦于视听翻译这一多模态、大众化的文本类型，文章突出了翻译研究在当代媒体文化中的现实意义。最后，作为特刊引言，它成功地将五篇看似独立的具体研究置于一个统一、深厚的理论框架之下，阐明了它们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即翻译如何在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时，协商和处理那些最具情感色彩、文化负载和最易引发不适的语言形式，从而揭示了翻译行为在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层面的复杂性与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