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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的影响:来自中国农户调查的证据
作者:Yang Zou(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Qingbin Wang(佛蒙特大学社区发展与应用经济学系)
发表期刊:*Agricultural and Food Economics*(2022年,第10卷第17期)
一、学术背景
本研究隶属于农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领域,聚焦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农民合作社(Farmer Cooperatives)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背景基于以下现实问题:
1. 政策需求: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口激增导致国内农民面临价格压力,政府将农民合作社视为提升小农户市场竞争力和收入的重要工具。
2. 文献缺口:尽管已有研究证明合作社能提高农民收入(如Ferrier & Porter 1991;Ma & Abdulai 2017),但关于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缺乏实证证据,尤其是针对中国农村的量化分析。
3. 政策目标冲突:中国农业政策同时追求“增收”和“减贫”,但合作社是否兼顾两者尚不明确。
研究目标包括:
- 量化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农户收入的平均影响;
- 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收入分位组的异质性;
- 探讨合作社在减少收入不平等中的政策潜力。
二、研究流程与方法
研究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 2013)数据,覆盖12省份的11,013户农村家庭,最终有效样本为1,945户(剔除缺失值及2013年后加入合作社的样本以避免内生性)。
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数据来源:CHIP 2013调查包含家庭收入、合作社参与、土地规模、劳动力投入等变量。
- 样本筛选:排除合作社参与变量缺失的省份及成员数不足5户的省份,确保分析的代表性。
2. 实证分析框架
研究采用三阶段方法:
1.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检验合作社成员身份对家庭收入的平均影响,控制土地、劳动力、教育等变量(模型见公式3)。
2. 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分析收入分布不同分位点(5%、25%、50%、75%、95%)的影响差异,验证收入异质性。
3. 倾向得分匹配(PSM):通过匹配合作社成员与非成员(基于13项协变量,如土地规模、教育水平等),解决自选择偏差问题,采用Abadie & Imbens(2016)的稳健标准误计算方法。
3. 创新方法
- 分位数回归的应用:首次在中国农村背景下量化合作社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化影响。
- PSM与OLS结合:增强因果推断的可靠性,避免政策评估中常见的“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偏差。
三、主要结果
平均收入效应:
- OLS结果显示,合作社成员家庭收入显著高出非成员19.35%(p<0.01),PSM结果进一步验证(ATE=16.41%,p<0.05)。
- 其他显著变量:耕地面积(+7.76%)、教育年限(+25.7%)、非农就业(+19.24%)。
收入不平等效应:
- 分位数回归显示,合作社对高收入组(75%、95%分位)影响显著(95%分位效应达85.39%,p<0.05),但对低收入组(5%、10%分位)无统计学意义。
- 机制解释:高收入农户更可能通过合作社获取规模效益、品牌溢价(如标准化生产提升价格20%),而低收入农户因资源限制难以受益。
政策扭曲现象:
- 地方政府偏好支持“大农”合作社以追求GDP增长,导致“空壳合作社”(Empty Shell Cooperatives)骗取补贴(如Pan 2011的案例)。
- 精英俘获问题:合作社决策权集中于少数富裕农户,低收入成员参与度低(Lund & Saito-Jensen 2013)。
四、结论与价值
科学价值:
- 首次实证揭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马太效应”——加剧而非缓解收入不平等。
- 提出“合作社功能平衡”理论框架,强调需协调经济目标(增收)与社会目标(减贫)。
政策建议:
- 精准扶持:针对低收入农户设计合作社参与机制(如“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
- 监管改革:建立合作社绩效评估体系,杜绝空壳合作社(如Qiao 2018的建议)。
- 赋权低收入群体:通过培训提升其参与合作社决策的能力。
五、研究亮点
- 方法创新:结合PSM与分位数回归,解决选择性偏差与收入分布异质性问题。
- 中国情境贡献:填补了发展中国家合作社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空白。
- 政策警示:揭示单纯扩大合作社规模可能背离“共同富裕”目标。
六、其他发现
- 土地规模的关键作用:耕地面积对低收入农户(5%分位)收入影响最大(+13.57%,p<0.01),暗示土地整合可能是合作社增效的突破口。
- 健康与性别差异:女性户主家庭收入显著更低(-14.24%),健康水平每下降1级,收入减少10.58%。
该研究为理解中国农村合作社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提供了严谨的实证基础,同时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政策设计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