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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重新审视二者联系

期刊:Managem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Iberoamerican Academy of ManagementDOI:10.1108/mrjiam-09-2016-0694

本文发表于2016年,收录于期刊《Management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Iberoamerican Academy of Management》,作者为William Schulze。该文是一篇评论性文章,旨在对同期发表的相关研究进行延伸讨论,其核心主题是探讨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简称SEW)这一构念是否应仅限于家族企业,并重新审视家族在其中的连接作用。作者提出,非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创始人,即那些尚未将家族成员纳入企业经营、管理或所有权的个人,同样具有最大化其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在家族企业研究领域已获得显著关注,并催生了一系列关于SEW如何改变家族企业决策的重要研究成果。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因为前者能从企业的非财务方面,即其“情感禀赋”(Affective Endowment)中获得效用。这种情感禀赋,即SEW,被定义为“一个家族因其在特定企业中的控制地位而获得的、与情感相关的价值存量”,其来源包括与企业关联带来的情感收益、所有权带来的权威行使,以及为当前和未来家族成员提供的财务保障。传统理论认为,家族企业的决策者以保护SEW为主要决策参考点,因此愿意承受更大的财务风险以避免SEW的损失。相反,非家族企业则被假定为仅关注财务福祉,具有风险规避倾向。

作者的核心批评与反思在于,SEW的诸多维度并非家族企业所有者独有,而是整个所有者和管理者群体的共性。文章对SEW构念的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剖析。例如,在企业声誉面临财务威胁时,创始人因其与企业的认同感(Identification)往往比后代更强,可能会做出更激烈的反应。这一观察点直接引向作者的中心论点:区分家族与非家族企业的可能并非SEW本身,而是“家族动态”(Family Dynamic)如何改变了SEW对决策结果的影响。这一观点为本领域的理论重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作者进一步论证,SEW不应被视作一个排他性的家族层面构念。现有理论对于SEW究竟存在于何处以及如何聚合以影响决策,表述尚不明确。主流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和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均强调,决策实际受到占主导地位的股东个人利益而非集团整体利益的强烈影响。因此,经验的模型应为调节效应(Moderation),即结果取决于家族对决策者影响的程度,而非中介效应(Mediation),即家族从根本上改变了决策方式。这意味着一系列支撑SEW的维度,在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决策者群体中是共通的。例如,所有权赋予所有者行使“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的权力,这使得他们有权为了最大化自身福利而做出决策。创业研究早已强调,创业者可能将企业视为自我实现的工具并追求非财务目标。因此,非家族所有者主要追求财富、家族所有者主要追求SEW最大化这一假设,值得被重新审慎考量。

在论证个人SEW如何被家族影响所改变时,作者提出了两种对立的理论路径。第一种是管家理论视角,认为家族的参与会激励所有者服务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负向调节个人权威对决策的影响,使其从利己转向利他。在此情况下,家族抑制了个人权威对决策的影响,从而保存了SEW。第二种则是代理理论视角,认为利他主义(Altruism)会使决策者偏袒家族利益,从而导致对家族利益方的偏袒行为或为维持家族控制而做出决策。在此情境下,个人权威、SEW与家族影响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这两种情境的受益者虽然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每种决策都最大化了核心决策者的个人福利。这揭示了理论研究的复杂性,需要识别不同结果出现的具体情境。

在个人对企业的认同感与SEW的关系方面,创业者对企业的强烈个人认同感是创始人控制企业中个人SEW的重要来源,但这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在发展家族SEW时可能具有对抗性,成为向下一代成功传承的障碍。然而,许多创始人成功地在企业和家族间灌输了一种自豪感、所有权和归属感,使得成功传承成为可能。因此,个人认同是否实现,以及这种认同感是包容性的还是排他性的,使得认同感、家族和SEW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将SEW区分为个人和家族两个视角,还有助于将“亲缘关系”(Kinship)和“跨代意图”(Transgenerational Intentions)视为两个独立而非必然互补的构念。亲缘关系通过利他主义机制驱动决策,而跨代意图则被视为调节利他主义对决策影响的独立构念。区分这两个维度的重要性在于,保存企业控制权的期权价值(Option Value)会随市场波动性和决策者时间跨度等因素上升。创始人可能出于与SEW无关的纯粹财务期权价值原因而保存控制权,而延长决策时间跨度则会增加保存家族控制所带来的长期利益。承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为理解家族企业决策和SEW与跨代意图之间的精确关系开辟了新路径。

最后,将SEW从家族情境扩展至个人情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创始人领导的企业如何转型为或成为家族企业的过程。并非所有创始人领导的企业都会成为家族参与运营和管理、并深刻影响其战略决策的家族企业。家族常常只是作为被动的所有者,或者成为一个拥有企业的家族,而非一个家族企业。关于创始人个人SEW如何被家族获取,而不在特定企业中显现这一转化过程,目前所知甚少。

本文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它对一个在家族企业研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理论构念——社会情感财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重构。作者提出的核心论断,即区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关键不在于SEW本身,而在于家族如何调节SEW对决策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意义。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聚焦点,将研究问题从“SEW如何改变家族企业决策”转变为“家族成员的存在如何改变SEW对所有者控制和管理型企业决策的影响”。这为SEW研究从家族企业向非家族企业(如创始人管理型企业)的延伸打开了大门,并为构建关于家族在企业中积极贡献的实证理论提供了可能机制。该评论虽然仅为初步探讨,但其提出的问题具有深远的启发性,为未来关于私有企业和封闭持股企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探索指明了重要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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